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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体育赛事交流构想与策略

——以英联邦运动会为参照

“一带一路”是2013年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合作倡议,其旨在秉承友好合作的丝绸之路精神,是与沿线各国建设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的区域性合作平台。坚实的民意基础是各国交流合作的有力保障,民心相通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作为世界通用的“肢体语言”,体育能促进国际共同观念、信仰、价值观、理念和文化的形成;而作为民间交流的重要内容,体育交流与合作是促进民心相通的有力途径。“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文件也倡导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

在体育活动中,体育赛事具有促进人口流动、信息交流、文化传播的共同效应,是文化交流中不可或缺的载体,也在国际交往中发挥积极作用。近几年“一带一路”体育赛事相继举办,吸引了各沿线国家的参与,促进了国家间体育文化的交流和往来,展现了地域特色,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起到了“铺路搭桥”的功效。然而,“一带一路”体育赛事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过度本土化、办赛规模有限且比赛项目单一、品牌开发程度较低等问题。例如,金砖国家运动会(BRICS Games)作为体育赛事交流的一次尝试,旨在以体育促进金砖国家的文化交流,增进互信,提升国际影响力,其具有一定的“一带一路”色彩,但由于运动项目设置较少、本土化元素过多、缺乏媒体宣传等问题,一些国家的参与度不高,赛事影响力不足,难以体现金砖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由于举办效果不佳,该赛事在举办2届后停办。可见在当前背景下,进一步开展“一带一路”体育赛事交流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世界范围内,一些体育赛事在特定区域内的国家间长期举办,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并且对增进国家间交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区域性合作共赢作出了重要贡献,英联邦运动会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英联邦运动会仅在英联邦国家范围内举办,不仅是历史悠久、可媲美奥运会的顶尖体育赛事,对于英联邦国家而言更是重要的交流合作平台。赛事的举办跨越种种隔阂,带动各国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协同发展,同时有效地维系了英联邦国家的团结,是成功的体育赛事交流案例。

   在当前开展“一带一路”体育赛事交流面临挑战的背景下,英联邦运动会作为一项成功的区域性体育赛事极具借鉴和启示作用。本文通过对英联邦运动会与“一带一路”体育赛事的对比,分析其对“一带一路”体育赛事的借鉴作用,并探讨“一带一路”体育赛事交流的构想与策略,以助力“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

1  经典案例:英联邦运动会分析

现代英联邦运动会起源于1930年,每4年举办1届,至今已举办了21届,参与者包括71个来自英联邦国家或地区参赛队伍的5000余名运动员。从发展历史和赛事规模看,英联邦运动会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历史最悠久的大型体育赛事之一,也是参赛国家、运动员数量较多的国际运动盛会之一。

关于英联邦运动会及其联合会的相关参考信息来自于英联邦运动会联合会官网(https://thecgf.com)中的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包括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Commonwealth Games Federation(以下简称“《宪章》文件”)和 Transformation 2022(《转型2022》)。同时,笔者对加拿大渥太华大学 Eric Mac In‐tosh副教授进行了专访,其作为英联邦运动会联合会运动员咨询委员会的研究顾问,从2009年开始跟踪研究英联邦运动会,为本文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一手资料。

1.1  英联邦运动会联合会的愿景和任务

   英联邦运动会联合会是英联邦运动会的组织机构,也是世界顶尖的体育运动联合会之一,致力于将英联邦运动会打造为一个以运动员为中心、以体育运动为重心、具有公信力和全球影响力的体育赛事,并通过其品牌建设,使英联邦国家的运动员、公民和全社会参与其中,将英联邦国家和公民联系在一起,为英联邦国家或地区间建立友好关系打下深厚基础,进而通过体育的力量让世界更加和平繁荣。

1.2  英联邦运动会联合会的组织架构

英联邦运动会联合会作为英联邦运动会的组织和领导机构,是处理英联邦运动会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英联邦运动会的政策制定以及指导、管理工作,并为推动英联邦国家发展而组织其他活动,履行使命,以实现举办英联邦运动会的目标和愿景。

英联邦运动会联合会设立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合会对英联邦运动会进行实际管理;附属机构指根据章程和条例加入联合会的体育机构,其监督并指导执行委员会的具体行动;同时,为了支持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其下设运动员咨询委员会、发展委员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治理与诚信委员会、绩效与薪酬委员会和体育委员会,根据职能展开具体工作。

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包括主席1名、副主席3名、地区副主席6名,以及英联邦运动会联合会首席执行官、运动员代表、医疗顾问及法律顾问各1名。其中,执行委员会的3名副主席必须来自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大洋洲和加勒比地区中的2个或以上地区,并且执行委员会所有成员必须满足性别平等的要求,即男性成员或女性成员必须占至少20%的比例,如不满足地区和性别的要求还须进行增选。

此外,英联邦运动基金会和赞助伙伴也是英联邦运动会联合会在筹划和举办赛事过程中的重要力量。英联邦运动基金会负责资金方面的支持,赞助伙伴则负责赛事有关的协调和运输工作。同时,英联邦运动基金会和赞助伙伴通过商业广告进行筹款,三方在整体工作进程中不断沟通、合作,并进行营销。

1.3  英联邦运动会的举办模式

1.3.1  英联邦运动会的参与

国家或地区根据《宪章》文件规定,参与英联邦运动会的必须是英联邦国家或地区,包括英联邦国家、皇家属地、联合王国,以及英联邦国家的任何附属或关联领土。目前,英联邦组织有 52个成员国,但在参加英联邦运动会时,有些国家会派出不止1支队伍,如英国就有英格兰、苏格兰和北爱尔兰3支参赛队伍,《宪章》文件共记录71支参赛队伍。

英联邦运动会的参赛者必须是来自英联邦国家或地区的公民,并且未被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等取消参赛资格或禁赛,遵守英联邦运动会所有规则和条例,以及各国际单项体育规则和《世界反兴奋剂守则》。此外,参赛者可代表出生所在英联邦国家参赛,在代表一个英联邦国家参加英联邦运动会后,不得代表另一个英联邦国家参赛。

1.3.2  英联邦运动会运动项目的设立

   《宪章》文件规定,一些核心运动项目在每届运动会中必须设立,其余运动项目可由东道主国家依据具体情况,在规定的运动项目中自行选择设立。同时,将残疾人运动项目加入常设运动项目和可选运动项目中。常设运动项目是在英联邦地区发展较好且较受欢迎的项目,也是在英联邦地区广泛开展并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运动项目。每届运动会的东道主国家可依据本国的体育发展情况设立相应的可选项目,使英联邦运动会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

1.3.3  英联邦运动会的申办和举办

   根据《宪章》文件,在无特殊情况下,英联邦运动会每4年举行1次,与奥运会举办的时间隔开,轮流在不同的英联邦国家举行,向英联邦区域内所有国家或地区的合格参赛运动员开放,官方语言为英语。根据条例,除去开幕式,英联邦运动会的举办天数不得超过11d。在英联邦运动会申办时,由6个候选城市提交申办提案,英联邦运动会联合会设立的评估委员会将考察每个候选城市并进行整合评估。在投票会议上,对各候选城市进行投票,最后将英联邦运动会的举办权授予得票数最高的候选城市。

1.4  英联邦运动会的影响

1.4.1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契机

英联邦组织的覆盖范围广泛,成员国家遍布世界五大洲,除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外,还包括印度、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举办英联邦运动会这一顶尖体育赛事是展现国家形象、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契机。

大英帝国运动会作为英联邦运动会的前身,自1930年开始几乎只在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举办。随着时间的推移,运动会更名为英联邦运动会,英联邦中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积极申办英联邦运动会。马来西亚是第1个举办英联邦运动会的发展中国家。1998年,英联邦运动会为马来西亚带来了10d全球5亿观众的关注度,旅游业收入成为当时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外汇来源。2010年,英联邦运动会由印度承办,印度希望通过举办赛事摆脱贫困、官僚作风等不良形象,同时展现一个新兴超级强国的风貌。然而,印度虽然在此次运动会奖牌榜上一跃成为第2名,但由于场馆建设、安保、瘟疫、腐败等问题频出,暴露了其办赛能力的不足,也对其国家形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4.2  促进英联邦国家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英联邦运动会经历了8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英联邦地区的品牌和符号,每次运动会的举办都会对英联邦国家和城市产生强大的辐射作用,为举办城市带来巨大关注,留下宝贵的赛事遗产,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甚至激发大部分英联邦国家的经济活力,带动其设施建设、社区、旅游等领域的发展。

2届英联邦运动会的举办都较为成功。2014年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对举办地产生了深远持久的正面影响,升级了当地的设施和场馆,促进了社区发展,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吸引了更多游客,进而进一步提升了苏格兰的国际影响力。2018年黄金海岸英联邦运动会掀起了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浪潮,政府在建设比赛设施、场馆、交通等基础设施上投入了约170亿澳元,也刺激了当地的房地产业。同时,2017年黄金海岸的国际旅游客流量首次突破了100万人次,相比2016年上涨了16%,为当地旅游业带来了极大的发展机会。澳大利亚通过英联邦运动会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运动会举办的前后一段时间内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1.4.3  团结英联邦国家民众,促进文化交流

举办英联邦运动会的初衷就是以体育增进当时大英帝国成员间的友好关系和相互理解,如今大英帝国已不复存在,但是英联邦组织仍维系着英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英联邦运动会也延续下来成为各国通过体育进行交流的一种方式。赛事的举办吸引了英联邦民众的广泛参与,架起了民众之间交流的桥梁,进而通过民众的团结,联结英联邦国家或地区的不同文化。例如,2014年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高度重视民众的参与:通过赛前宣传活动(如吉祥物甄选等)调动民众的参与热情;通过传统媒体、新媒体等方式全方位推介英联邦运动会以及格拉斯哥,并为民众提供了围绕赛事进行互动的平台;在当地社区发布“参与指南”,使普通民众充分感受自身与英联邦运动会以及联邦其他国家或地区民众的密切关系。

在英联邦运动会举办期间,东道主国家可以自行组织文化活动,充分展示当地的节庆文化和城市品牌。这不仅可使广大参与的民众感受到举办地的热情和文化魅力,也可增强英联邦国家公民的自豪感和凝聚力,促进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从而更好地发挥举办城市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主导作用。

1.4.4  助推英联邦的整体发展,推动全球治理

英联邦实际上是英国主导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并无实际的权力,国家间已不再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且成员国分布于世界各地,各国之间的关系相对松散,每2年举办1届的英联邦峰会实际上更像是各国领导人的礼节性会晤。相比之下,英联邦运动会才是英联邦最盛大的聚会,目的就在于通过体育使英联邦国家始终凝聚在一起。同时,赛事的申办和举办能推动相关经济、文化、旅游、媒体、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项目的实施,进而实现英联邦的整体发展,使英联邦始终作为国际上的一股重要力量而存在。英联邦运动会的长期举办也证明了可以通过体育方式维系国家间的关系,体育能对区域性国际组织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此外,英联邦希望借助体育表达对全球治理的态度和愿景。一系列举措坚定维护了人人平等的价值观,无论地区、性别、职业,只要对体育充满热忱,就是英联邦运动会的参与者。这样的愿景和价值观,对于全球治理而言,无疑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1.5  英联邦运动会的发展困境

1.5.1  赛事举办地分布不均

   申办城市逐渐减少1930年至今,英联邦运动会共举办了21届,加上即将在2022年举办的第22届,共有6次在英国本土举办,澳大利亚举办了5次,加拿大举办了4次,新西兰举办了3次,马来西亚、印度和牙买加各举办了1次。可见,英联邦运动会的举办地大多集中在欧洲、大洋洲和美洲的几个发达国家和城市,而在英联邦组织中数量最多的非洲国家却无赛事举办经历。同时,有意愿和有能力申办英联邦运动会的城市越来越少,2022年第22届英联邦运动会本应由南非德班承办,但因为举办地无法达到举办赛事的相关要求被取消了承办资格,只能重新投票另选举办城市。在重新选举第22届和第23届英联邦运动会的举办城市时,也少有国家和城市提出申请,只有英国伯明翰提出申办第22届英联邦运动会,第23届英联邦运动会有9个城市退出了申办行列。可见,英联邦运动会经过多年的发展,仍只在少数国家的城市举办,同时也正面临着申办城市减少的尴尬局面。

1.5.2  赛事承办费用巨大

   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往往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高昂的赛事预算对于英联邦运动会是严峻的问题。近年来,英联邦运动会的赛事承办费用居高不下,2010年印度新德里英联邦运动会更是成为了赛事举办历史上的“耻辱”。由于印度办赛能力不足,赛事准备工作问题频出,运动场地、运动员村等基础设施在没有建设好的情况下就投入使用,招致各方的不满,同时还存在官员腐败,导致41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却未呈现令人满意的效果,不失为一届失败的英联邦运动会。同时,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实际花费也高达150亿美元,是近10年内花费最高的一届夏季奥运会,且远远高出其他几届奥运会的承办费用。可见,英联邦运动会以及在英国举办的大型体育赛事往往伴随着高额赛事承办费用,国际上就此出现了很多批评的声音,这也不利于赛事的申办和承办。

1.5.3  曾受政治因素的抵制

   英联邦运动会曾经受到大规模的政治抵制。1948—1991年,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对白人与非白人进行分隔,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给予区别待遇,而当时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反对制裁南非,并支持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导致32个来自非洲、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英联邦国家或地区联合抵制1986年苏格兰英联邦运动会。此外,1974年、1978年、1982年和1990年的英联邦运动会也都因“南非问题”受到部分英联邦国家的抵制。

2  以英联邦运动会为参照进行“一带一路”体育赛事交流的可行性

   “一带一路”倡议与英联邦组织在基本情况、宗旨、实际影响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性,这为英联邦运动会与“一带一路”体育赛事之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提供了可能。英联邦运动会及其联合会为促进英联邦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英联邦的整体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其组织机构、规章制度、赛事举办模式等方面的发展经验也为“一带一路”体育赛事提供了重要参考。

2.1  英联邦组织与“一带一路”倡议之比较

2.1.1  具有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相似目标

   英联邦组织为适应全球化等时代发展趋势,在2013年出台了《英联邦宪章》,阐述了现代英联邦的价值观和共同原则,包括弘扬民主、尊重和保护人权、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国家间的包容与尊重、促进对话、多边合作应对问题、关注贫困等方面,旨在推动英联邦在民主、人权及社会经济方面的共同发展,进而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发挥积极作用。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是首份“一带一路”政府白皮书,表明了“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共同发展、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交流、实现合作共赢的合作平台,并希望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地域的繁荣发展,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可见,英联邦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不是同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在性质和本质上存在不同,但是二者的目标都是希望通过对话与合作,促进区域内国家的协同发展,并对世界和人类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1.2  涵盖一定规模、数量的参与国家

   “一带一路”倡议与英联邦组织均涵盖一定规模和数量的参与国家。英联邦国家共有52个,分布于非洲、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等区域,在全球范围内分布较为均衡,其中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国家;“一带一路”65个沿线国家分别来自东亚及东盟、西亚、南亚、中亚、独联体和中东欧等区域或组织,“一带一路”倡议涵盖了中国、俄罗斯等国际影响力较高的国家。

   英联邦国家包含约全世界1/4的领土面积和1/3的人口数量,GDP总量仅次于中国,全球GDP 占比较高,是国际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未形成明确的国际组织,但在国家分布上已与英联邦组织相当,国家数量、领土面积、人口数量甚至多于英联邦,在GDP水平上也具有一定优势。可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组成的是与英联邦一样具有一定数量的参与国家、覆盖面广泛且拥有丰富资源的区域性整体,甚至比英联邦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2.1.3  对区域性合作产生显著效果

   在过去20年中,英联邦国家的经济增长迅速,增速达到5%,GDP总量达到10万亿美元。英联邦国家之间可以在贸易、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进行合作,而英联邦的特惠原则也极大地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此外,英联邦组织推行的一系列举措都在进一步团结英联邦国家或地区,例如,英联邦内的发达国家会对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开发援助,英联邦公民可以移民英国并享有某些特权,在教育上可以相互承认成绩和学历。加之英联邦运动会的交流促进,使英联邦组织得以繁荣并持续发展。“中国一带一路网”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与122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0份政府间合作文件,贸易和投资总体保持增长态势。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了64691.9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800亿美元,提供了24.4万个就业岗位在港口、铁路、公路、电力、航空、通信等领域开展了大量合作,有效提升了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逐步实现了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

   可见,英联邦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都拓宽了区域内国家的合作领域,并取得了显著的合作效果,对于各自区域的协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2.2  英联邦运动会对“一带一路”体育赛事交流的借鉴作用

英联邦运动会是维系英联邦各成员国或地区间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特有的交流合作平台。英联邦运动会联合会致力于通过体育的力量团结英联邦国家或地区及其公民,加深文化交流,推动经贸合作,促进英联邦的整体发展。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沿线各国在体育方面的交流合作更加频繁和广泛。带有“一带一路”色彩的体育赛事相继举办,如兰州际马拉松赛、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丝绸之路拉力赛等,成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展示平台,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促进双边政治、经济、文化和体育等多领域的交流与发展提供了契机,被视为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纽带。

可见,“一带一路”倡议与英联邦组织在合作目标、国家分布、合作效果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而体育交流也是两者维系区域间国家或地区关系的重要纽带。英联邦运动会作为全球顶尖的区域性体育赛事,对开展“一带一路”体育赛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2.1  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赛事举办机会

英联邦运动会为英联邦组织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展现国家形象、提升经济实力的良好契机。对于马来西亚和印度而言,举办英联邦运动会为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并提供了提高综合国力的诸多机会。因此,给予具有一定实力的发展中国家赛事举办权,是对这些国家的认可和帮助。

“一带一路”沿线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很多国家尚无承办较大规模体育赛事的能力与经验,无法获得依靠体育赛事带动国家发展的机会。从发展中国家举办英联邦运动会的经历看,部分国家和城市已具备一定的区域性赛事承办能力,而通过办赛可为其带来诸多发展机会。“一带一路”体育赛事可面向更多沿线国家或地区,而非局限于我国本土,特别是对于具有一定综合实力、有意愿承办赛事的国家和城市,应为其提供举办赛事和展示自身的机会,助力其通过体育赛事的举办获得更多提升综合实力的机会。

2.2.2  设立适宜的运动项目以提高参赛积极性

英联邦运动会在运动项目的设立上进行了综合考量,在包含奥运项目的同时,也涵盖了在英联邦范围内较受欢迎的项目,并加入了一些传统特色项目,以此充分调动运动员的参赛热情,增加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也是英联邦运动会能够持续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比下,在金砖国家运动会中,比赛项目仅设置了篮球、排球和武术3个大项10个小项,其中我国的优势项目占多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公平的局面,也打击了一些国家和运动员的参赛积极性。应以英联邦运动会为参考,充分考虑参赛各国的实际情况,在运动项目的设立上选择相关国家民众热衷的项目,并添加一些展现地域特色的传统项目作为正式比赛或表演展示项目,从而保证比赛的顺利开展。

2.2.3  充分发挥媒体在赛事中的助推作用

   2014年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被称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届英联邦运动会”。其通过媒体宣传、互动与服务,让更多英联邦民众感受到英联邦运动会的氛围,优化了参与体验,同时也让赛事的影响深入人心,进一步扩大了赛事的品牌效应和影响力。金砖国家运动会在举办期间相对缺乏媒体报道和宣传,国内外关注度相对较低,因而赛事影响力与知名度难以提升。“一带一路”体育赛事应汲取金砖国家运动会的教训,同时借鉴格拉斯哥英联邦运动会通过媒体助推赛事的成功经验,运用媒体的正面作用扩大“一带一路”体育赛事的影响力和关注度,进而通过体育赛事充分展现“一带一路”倡议交流合作的成果。

2.2.4  推动赛事举办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业发展

每届英联邦运动会都发挥着大型体育赛事的巨大辐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举办地的经济发展。从2018年黄金海岸英联邦运动会的实例中可以发现,赛事的举办对于旅游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推动作用尤为突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设施联通”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的交通、电力、网络、物流等设施也是举办体育赛事不可或缺的基础。同时,发展旅游业也是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径,且其与体育的关系密不可分。《“一带一路”体育旅游发展行动方案(2017—2020年)》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体育旅游资源丰富,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其中体育赛事活动也是“一带一路”体育旅游的重点项目。因此,基于英联邦运动会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及旅游业的推动作用,“一带一路”体育赛事也应以此为参考,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一带一路”总体建设目标。

2.2.5  高昂的赛事投入将降低赛事的申办意愿

高昂的资金投入是英联邦运动会在举办过程中无法避免的问题,由此导致许多国家或地区不愿申办英联邦运动会,认为这项赛事的投入远大于赛事遗产带来的收益。申办国家和城市数量的减少也成为英联邦运动会未来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仍以发展中国家居多,这些国家大多没有承办较大规模赛事的能力,同时无法负担建设体育场馆、运动员村、交通设施等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因此,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内开展成本预算较高的赛事,将不会得到广泛的支持和响应,不利于“一带一路”体育赛事交流。

3  “一带一路”体育赛事交流的构想与策略

3.1  “一带一路”体育赛事交流的构想

3.1.1  建立“一带一路”体育组织

   目前,“一带一路”体育赛事的开展相对零散,已有学者提出成立“一带一路”体育赛事友好发展国际联盟,使“一带一路”体育赛事交流走向常态。鉴于英联邦运动会联合会对于开展英联邦体育赛事交流的统筹作用,“一带一路”体育赛事交流的前提是成立“一带一路”体育组织,对“一带一路”体育赛事交流进行规划和实施,为“一带一路”倡议服务,体现“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和价值观。在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则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和谐共处,遵守国际体育组织的规定,遵循体育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进行市场运作,实现各沿线国家间的体育交流合作,促进“一带一路”的人文交流。“一带一路”体育组织可由中国牵头成立,吸纳各沿线国家加盟,共同建立一个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体育组织,进而具体规划并实施“一带一路”体育赛事和一系列体育交流活动。

3.1.2  组建“一带一路”体育组织的工作机构

为实现“一带一路”体育交流,应组建专职工作机构,制订相关文件与交流制度,执行、协调体育赛事相关事宜,为“一带一路”体育赛事交流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以我国体育组织及委员会的机构设立为依据,并参考英联邦运动会联合会的组织架构,笔者设计了“一带一路”体育组织的具体工作机构。“一带一路”体育组织应设立下属委员会,对应英联邦运动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作为“一带一路”体育赛事活动的统筹规划机构。设立附属机构时,可吸纳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及各沿线国家的体育委员会、体育组织参与,以对“一带一路”体育赛事活动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委员会以下设立具体的工作部门,推进“一带一路”体育赛事和体育交流活动的具体工作。

通过投票选举出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体育代表组成委员会,致力于推动和维护“一带一路”体育组织的愿景、使命、价值观和责任。委员会成员需满足一定条件,鼓励更多国家、不同性别、不同职位的体育工作者共同参与“一带一路”体育组织事务。委员会成员应包括 1 名主席和若干名副主席,副主席的构成应按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区域或组织划分,从东亚及东盟、西亚、南亚、中亚、独联体和中东欧等地区或组织分别选出1名,代表“一带一路”所有区域,并具有对相关决策的投票权。同时,参考英联邦运动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设置,加入运动员代表、法律顾问、医疗顾问等专业领域的人士或专家,为委员会提供专业的帮助和建议。此外,委员会成员也应满足一定的性别比例要求。

3.1.3  举办“一带一路”国家运动会

目前,“一带一路”体育赛事已逐步开展,具有一定的基础,未来应更加重视体育赛事交流并发挥其作用,尤其是举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带一路”国家运动会。

“一带一路”国家运动会的参赛运动员必须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未被禁赛或违背兴奋剂条例。在运动项目设立上,可选择国际上较为流行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内普遍开展的运动项目,同时,可添加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有的传统体育运动作为表演项目,加深各国之间的体育文化交流。

“一带一路”国家运动会作为“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大型体育赛事,可将举办周期定为每4年1届,并与其他国际重大体育赛事的举办时间“错开”。“一带一路”国家运动会应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申办。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候选城市及其代表团应提交申请举办运动会的提案;由“一带一路”体育组织的委员会组建评估团队,依次考察候选城市,检查各类设施并进行整合评估,作为选择赛事举办地的重要参考;通过投票,选出票数最高的候选城市作为举办地。尽可能让更多“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同国家或地区有机会举办“一带一路”国家运动会,通过投票选出最有能力举办“一带一路”国家运动会的国家和城市,使其成为众望所归的体育盛会。

3.2  “一带一路”体育赛事交流的策略

3.2.1  构建“多边体育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框架包含多个双边、多边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特别强调加强双边合作、强化多边合作,发挥包括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东盟(10+1)、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等已有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目前,“一带一路”框架内尚无体育组织合作机制,上述多边合作机制中也几乎没有体育交流机制。这些多边合作机制几乎是“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局部版”“区域版”,当多个“局部版”“区域版”的“多边体育合作机制”逐渐成熟,“一带一路”体育组织的构建和“一带一路”国家运动会的举办就有了现实可行的基础。

3.2.2  “以点带面”不断扩大“一带一路”体育赛事的覆盖面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民族文化多样,体育运动开展情况也存在较大差异。借鉴英联邦运动会在运动项目设立上的举措和经验,可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内普及性较高、与国际体育运动契合度较高的运动项目设为常设运动项目;同时,承办国家可根据本国、本地区的体育项目开展情况增设一些可选运动项目。如金砖国家运动会采取的就是较为普及的三大球运动项目。此外,以武术为载体的国际体育传播活动在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可有效带动全面的体育赛事交流。

   目前,在中国境内已举办了多项带有“一带一路”色彩的体育赛事,可以其中开展得较为成功的体育赛事为基础,举办一定规模的区域性赛事,吸引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运动员和运动队前来参赛。适当把举办地放在其他沿线国家,以获得更多沿线国家或地区的积极响应,并经过赛事的培育和国际倡导,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赛事获得更多沿线国家的支持和参与。

3.2.3  重视大型体育赛事风险,避免负面国际影响

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存在较多不可预测的风险,尤其是国际体育赛事,除了要面对体育赛事操作层面的观众安全管理、赛事后勤保障、场馆设施安全等风险,更要重视文化和政治方面的风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英联邦运动会就曾因对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受到众多英联邦国家的大规模政治抵制,严重影响了英联邦运动会的开展,在国际上造成了恶劣的负面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化、语言、宗教等层面存在明显差异。在“一带一路”国家运动会的实际运作中,应充分考虑沿线国家的基本国情,避免因政治、种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冲突导致参赛国家对赛事的抵制,避免过于本土化,保证“一带一路”国家运动会的正常运行。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受到许多西方国家的误读,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工具。在“一带一路”国家运动会的开展中,应通过体育的积极力量消除国际上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传递“一带一路”倡议“平等、友好、开放”的精神理念,呈现一场友好、和平的体育盛会。

3.2.4  鼓励并支持多国举办“一带一路”体育赛事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表示,实现民心相通需要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并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体育赛事受到的政治压力相对较小,能够打破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隔阂,使各国运动员在体育竞技中相互交流和了解,带动国家之间的民间交流,进而达到国家之间友好交往的目的。

“一带一路”体育赛事已经逐步开展,但其中较多赛事仍在中国本土举办,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程度并不高,同时也缺乏类似英联邦运动会的大型体育赛事。鉴于此,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应更多地举办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的体育赛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内举行分站赛、表演赛等,甚至可以帮助有能力、有意愿承办重大体育赛事的沿线国家完善体育场馆、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让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够具有承办体育赛事的能力。此举也将为“一带一路”国家运动会的开展打下基础。

4  结束语

英联邦运动会作为体育赛事交流的经典案例,为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体育赛事交流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启示。在促进“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过程中,应将体育作为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参考英联邦运动会及其联合会的发展经验,以及其维系国家间关系的纽带作用,探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体育交流方式,通过建立“一带一路”体育组织与工作机构、举办“一带一路”国家运动会,进而使体育赛事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未来,“一带一路”体育赛事应逐步形成完善的交流机制,保证“一带一路”体育赛事的长期开展,并对沿线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起到深远、持久的促进作用,最终让体育成为实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强大力量。


——摘自:王子朴,陈秉信,马家鑫,“一带一路”体育赛事交流构想与策略——以英联邦运动会为参照——《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0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我国体育治理方略

截止到2020年3月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席卷了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数十万人感染,对世界经济与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世界卫生组织(WHO)已正式宣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构成一次全球性“大流行(pandemic)”。此次疫情期间采取的联防联控机制,既表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意义,也表明我们在推进包括公共卫生治理在内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仍然有不少短板,如风险防控理念出现偏差,预警机制不灵敏。通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使我们发现了系列治理短板与不足,如主体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权责不平衡,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等。体育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更是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一部分,理性认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的体育治理问题,认真反思总结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中的经验教训,不仅能使我国的体育治理体系与能力获得整体性的改进,还能加快实现体育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从而满足推进体育事业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顺应国际体育治理理论与治理实践所提出的时代要求。

1  新冠肺炎疫情下当前体育治理存在的缺陷

“疫情”严重地影响国家正常运转,给包括体育在内的服务行业带来了不利影响,如环意、法网、F1、NBA、五大联赛等国际赛事相继延期或取消,使各职业赛事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开始大规模的裁员与降薪,全球瞩目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被推迟到2021年(不迟于夏天),成为了奥运史上第一次延期举办的奥运会,这些都将影响到体育世界的蓝图。对于国内体育行业,除了2019年度上半年体育赛事的取消或延期外,2021年国内举办的各国际赛事受到奥运会延期举办的虹吸效应冲击,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备战工作受影响,众多体育培训、体育健身企业陷入破产倒闭等。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体育乃至全球体育市场带来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在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等治理层面存在的诸多问题。

1.1  学校体育治理层面:学校体育与家庭体育脱节

学校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终生体育基础阶段,其新目标是“让学生形成体育锻炼的良好习惯”的达成方面,但在“工具至上”“技术至上”的理念下,学校体育远离生活,竞技项目得以推崇,学校之间体育办学水平与质量的考核指标与标准固化于各体育比赛的成绩,忽略了学生多元化的体育需求与参与主体的创造性,同时,体育教师的基本权益与发展得不到保障,致使体育课堂的课程设置过度模式化。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学校“停学不停课”的要求使体育课程须在没有足够器材和场地、人员的居家的小环境里进行。表面上是对体育教师教学能力的考验,实际上是对学校体育治理效果的一次检验与大考。体育教师虽可通过直播平台开展体育教学,但学生的课堂运动反应却不尽人意,有的学生躺着看体育老师一个人在视频前各种动作自己却无动于衷,有的学生总是无法掌握动作的基本要领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兴趣作为引导,缺乏直接面对面的管束后,体育教师再好的示范也无法提高学生体育运动基本能力。2018年教师节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要帮助学生在体育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这成为学校体育治理行动的指导思想之一。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暴露出在学校体育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单一,仍是重政策制定而轻落实,与家庭体育教育严重脱节,治理效果不佳;对学校体育主体需求重视不够,“学校—教师—学生需求”为中心的理念被忽略。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看到若无法让学校体育从关注运动转为体育教育,不真正回归于生活世界;或是无法将学校体育与家庭体育相连接,吸收更多治理主体的力量,新时代学校体育的价值与担当将无法实现。

1.2  群众体育治理层面:体医融合建设任重道远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全体国民免疫力的一次检验,而“人民体质”是人民群众免疫力的坚实基础和根本保障,可以说“人民体质”就是免疫力。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谈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人民群众是作为体育的主人,而增强人民身体素质是发展体育的基本目标,因而,群众身心健康是发展体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群众体育已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当前“我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渐趋多元的体育需求与体育有效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仍是群众体育发展问题的集中表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至今,每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而不得不采取隔离防疫措施,此时追求健康也就成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追求。在传统的健康观中,“无病即健康”,而现代人的健康观是“整体健康”,即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不仅是躯体没有疾病,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有道德”。84岁的抗疫战士钟南山院士能继续站在抗疫前线就与他喜爱运动的习惯不无关系,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他不止一次地公开他的运动观和日常的运动生活,坦言自己几十年从来都没有停止锻炼,也号召大家也能养成经常运动的好习惯。

群众治理作为国家体育治理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任务就是解决群众体育主要矛盾。过去的群众体育治理过程中,过度关注体育运动与项目本身,却忽略了体育之于健康的基本功能,仅依靠政府单一主体和行政指令的治理方式,忽略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能充分调动公民参与群众体育治理积极性和有效性。新冠肺炎疫情将“体医融合”推到新的高度,不仅对群众体育提出新的发展任务,即让体育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保障公民体育权益,也为提升群众体育治理能力提供了新的路径。

1.3  竞技体育治理层面:关注竞技本质与本真

开展竞技体育活动就意味着大量公众的聚集,而防治新冠肺炎疫情最有效的措施却是自我隔离,人与人保持1.5m以上的安全距离,这使全球竞技体育领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无论是国际型赛事还是各国的国内本土职业赛事被迫取消或延期,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全力抗击疫情的主题下,及时暂停和延期举行比赛是竞技体育对世界各国、各地区抗击疫情努力的有力支持和责任担当,也体现了世界体坛把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的重要理念。其中原计划今夏举办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在经过权衡多方因素后,延期至2021年举行,沿用“2020年东京奥运会”名称,作为奥运历史上第一次延期举办的奥运会,这直接打破了国际奥委会的“最高宪法”——《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四年为一个奥运周期,奥运会必须在奥运周期的第一年举办。奥林匹克发展史上曾不止一次地经历过传染病、战争以及恐怖主义带来的遗憾,而延期举办2020年东京奥运会此举直接把1000多年的古奥运会传统和100多年的现代奥林匹克规则直接打破,这是竞技体育对政治权利和商业利益的追逐和彻底妥协。诚然,商业运营让奥林匹克运动起死回生且得到巨大的经济回报,但百年奥林匹克作为竞争体育的最神圣存在,由“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来建立它的依托,奥林匹克文化的全球影响力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方式多样、渠道通畅、持续不断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交汇,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格局,求同存异,创造出一个永续的和平与发展的美好世界。原本大部分国际体育赛事都已在2020年避让奥运会,但如今奥运推迟举办会对世界其他体育赛事的会产生较大影响,比如明年中国的全运会、世大会,甚至巴黎奥运会周期受到波及。国际奥委会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领导机构,已成为全球体育治理的重要主体,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下触发的带有霸权性质的治理方式势必将引发世界体育格局与发展趋势的调整。而长期以来,西方文化都习惯于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自然为人的利益而存在,只有工具的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这种人超越一切的利己主义与功利主义成为现代体育的价值导向,导致竞技体育竞争过度、市场操纵、政治追求的膨胀,一些非人道主义的训练、兴奋剂等“体育异化”现象扭曲了奥林匹克运动精神,背离了竞技体育的本质与本真。

2  体育治理的价值基底构筑于人类命运共同体

2.1  疫情之下体育基础价值凸显

为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首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于2018年全国两会宪法修正案中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了宪法。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思考自身未来提供了全新视角,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给出了一个理性可行的行动方案。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全人类第一次真正地体会到,人类社会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在面对世界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在面对这些新的考验时,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始终坚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共战疫情,通过多管齐下,互相协作的方式,全民参与到这场战“疫”中。中国自古以来就秉承着“天下为公,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宗旨,始终坚持对人民、世界负责的态度,从抗疫之初就采取了“严防严控,封城抗疫”模式,为国际抗疫创造了重要的窗口期,为世界防疫事业设立了新标杆。

这次全球抗疫是最能孕育和检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绝佳时机,在灾难面前看到的更应是人性的美善而非丑恶,遗憾的是,在网上看到国内国际各种相互攻讦和猜忌,包括各种无根无据的阴谋论,以及不需负责的评论,深感人类陷入了共建命运共同体之急迫与命运共同体之虚幻的悖谬。但体育始终能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代言词之一,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虽让世界体育按下急停键,导致全球体育产业受到巨大影响,但正因为隔离与提高免疫力双重要求,使健身锻炼、居家健身流行,体育在这种背景下回归本质,即以人体运动为基本手段,增进人们健康,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本质。在抗疫过程中,体育的人文关怀得到凸显,其中表现在武汉各地的方舱医院启用后,患者在医生、护士带领下习练太极拳、健身气功,跳广场舞、冠军健身的视频风靡网络,这些强度不大的有氧运动不仅能尽早介入康复治疗,加速恢复健康,还有助于缓解病人们的压力,建立战胜病魔的信心,从而最大限度减少疾病给生活带来的影响。毛泽东早年曾在《体育之研究》中论述到“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质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此盖非天命而全乎人力也。”体育是良医、运动是良药,体育运动发挥着医心、医身的治未病的作用,几千年的《黄帝内经》就指出上医治未病,这些都反映出体育之于人生命的基础价值。体育通过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以及行为认同,使全世界人民积极参与到体育中,从而形成新型的国际关系,培养全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运自觉认知,用体育精神包容彼此,用体育语言交流文化,用体育行为带动外交行为,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为认同打下深厚的基础。体育之于人民体质健康的基础性和持续性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免疫力连着劳动力,劳动力连着国力,人人提高免疫力,就是增强国力,一个个身心健康的你我,才能汇聚成一个健康的中国、健康的世界。健康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画像的重要元素离不开体育。诚如曼德拉所说:“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而奥林匹克神圣休战这一传统,也是体育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集中体现。

2.2  人类命运与共下的体育治理价值取向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使世界又一次走到历史关口的时候,每个人都被疫情所困行动受限,致使很多中小企业面临破产倒闭、全球股市暴跌、金融市场失灵,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显露现行国际治理体系短板,世界政治和经济权力将经历一场永久性转变。新冠病毒是全球危机,也可能是全球化的危机,在这场异乎寻常的危机驱动下,民族国家将卷土重来,悲观情绪导致否定全球化,这将强化在危机暴发前就已经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政治趋势——尤其是要求加强保护主义、将生产本土化和加强边境管控等。中国体育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发展,更离不开世界的舞台,这场疫情在展示中国体育发展的根基与实力的同时,让人们意识到体育之于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基础价值,疫情首当其冲考验的是全民免疫力,其次考验的国内、国际体育市场的应变能力,这些都将落脚于考验中国的体育治理能力。国内学者将体育治理定义为“运用治理的新方式来处理体育利益多元主体的冲突,使之协同合作,高效有序,最终达到体育善治的过程。”体育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疫情时代,面对纷杂的国际局势和经济下行国内形势,如何统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和体育发展,是对我国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的重大考题。

中国的体育发展经历了从“管制”到“管理”,再到现今的“治理”,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深刻分析,中国体育客观承担的“内强”与“外强”的历史责任,中国体育治理要有广阔的胸怀和充满智慧的独特发展战略与方式,形成一条融体育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体育治理于一体的体育治理之道,理解并实践强国战略在体育领域中的有效延伸,发挥中国体育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过程中的历史担当。体育治理必须紧紧围绕“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更好地整合各方体育治理资源,形成治理合力,提高体育治理效能,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发挥体育的力量,即明确未来体育治理中“谁来治理”“怎样治理”和“为什么治理”的重大问题。首先,强调体育治理的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和民主协商以确定谁来治理问题;其次,从代表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公正性四个方面规定了怎样进行体育治理问题;最后,从长远来看为人民谋体育权利与健康幸福,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项目谋复兴,为国际体育谋大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了为什么进行体育治理问题。

3  共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育治理能力提升路径

面对危机,毛泽东曾在新中国疫情期间论到“乱子有二重性”,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来说,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这启发我们要认识到体育行业虽受疫情影响严重,但也能危中寻机、化危为机,疫情暴露出了过去体育治理的各项问题与短板正是未来中国体育发展过程中的治理重点与难点。在我国疫情抢先一步得到控制、各行各业复工复产的要求相继落实的背景下,接下来可从内外兼修两方面来提升体育治理能力。

3.1  精炼内功,服务本国人民

中国的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离不开国家和政府的全面统筹管理,以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信息处理方式有效地缓解群体行为的副作用,为其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与信任。这场疫情让我们看到了调动国家治理中的社会力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推动国家全面防疫的重要法宝。社会动员与参与机制的建立是政府管理成本意识增强的表现,检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自疫情暴发以来的表现,唯有切实向基层下沉资源,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才能站稳脚跟,形成灵活有效的防控行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应对疫情时所展现出来的社区和单位的双重治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治理、统筹安排的全局性治理以及高效硬核的刚性治理,均体现出社区之治、中国之治的优越性,这给中国体育治理带来重要启示。

中国体育深化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政府虽为体育治理的责任主体,仍需将大政府的主体观念转变为小政府,以此减少体育治理过程中政府成本过高的现象。社区是体育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全民健身工作做得好不好,社区体育治理和体育服务状况是基础性评判标准。体育治理的过程中要重视社会力量,尤其是由社区力量,强化社区的功能,把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结合起来,将体育治理关口下沉至社区,以实现“为民做主”到“由民做主”的体育治理转变。以“柔性化”方式吸纳社会体育力量的主动参与,以互惠互利原则满足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造就人民大众普遍需要而又切实有效的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引导居民组织化的参与社区体育事务,挖掘社区体育资源,解决社区体育问题,形成以社区民众“少生病、晚生病、更健康”为目标,以“全民健身”为先导,推动社区健身服务提质升级,为社区居民提供集运动、营养、心理、环境健康干预为一体的社区健康服务,促进社区居民主动健康,增强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体育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更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使人民参与各项建设,分享发展成果,只有凝聚起人民群众,才能塑造众志成城、风雨无阻向前进的坚定意志和强大正能量。体育治理需要吸取新中国初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经验,通过广大人民群众来最大限度地传播体育文化、培养体育健身意识,服务群众体育的发展,服务人民的健康。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加速,每个家庭生活都离不开社区,社区也是校外教育的重要场所,重视社区体育治理将对学校体育与群众体育的治理效果起着事半功倍的作用。

体育治理过程中要树立“德法兼备”的理念,由于法律由外向内的强制性导致体育治理过程中,仍有不依法、不守法的行为出现,同时治理复杂性决定了中国体育治理不能单独依靠法律这种刚性的治理模式,还应重视和协同发挥伦理治理这种柔性治理的作用,以“体育道德”理念滋养体育法治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既讲法治又讲德治,重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把法律和道德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结合起来”,这是新时代治理国家要遵循的根本,也是体育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要基本理念,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种延伸。体育治理要立足于当前中国体育的现实与深化体育改革的具体要求,从历史视野角度来批判与继承中国传统体育伦与法,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时代主题和历史发展趋势下,以国际视野创新中国体育治理理论和方法体系,包括规范评价标准和建立相关的监督控制机制,以确保体育治理工作的顺利推进。

3.2  精于外交,服务世界人民

在世界关系中,今日中国已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正以一种新的逻辑展开互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表明中国寻求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增量改革而不是革命,疫情之下,世界各国体育的发展也不再单单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问题,国际体育秩序的维护需要各国之间的密切合作,需要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或人员援助,也需要听到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与呼求。因此,中国体育治理所面对的时空范围和领域议题远远超越本国体育发展的范畴。在世界体育发展格局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双重推动下,应树立参与国际体育事务的治理定位,主动承担国际体育可持续发展的责任,通过“官方+民间”体育外交的模式创新国际体育治理,为世界体育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基于此,可以从两方面具体改进。首先,在思想上要树立中国体育文化自信,在国际交流中展现中国民族独有的体育精神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以追求社会环境稳定为目标,将包容、大气、稳重、谦虚等作为人才的优良品质进行培养,以此衍生的太极、武术、导引术等运动项目逐渐得到社会认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疫情防治手册第9条提到:“不要集中锻炼,建议个人可适当、适度活动,提高身体抵抗看,可做一些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运动和健身操……”足以显示出其实用价值极高。以人类身心修养和精神追求为思路的中国传统体育运动内涵,终将被长期处于竞争压力和信息爆炸之下的现代体育所需要。在“以人发展为本,回归体育本质”的人本观理念下参与国际体育治理,遵循“共同利益、合作发展”逻辑,秉承公平正义理念,奉行互惠互利原则,拓展体育领域合作方式,在谋求自身体育发展的同时也兼顾他国的发展。其次,行动上从全球治理和国际关心的角度,以“为人类服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借助“一带一路”的平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体育成果。“病毒无国界,疫情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各国必须携手拉起最严密的联防联控网络。中方已经建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网上知识中心,向所有国家开放”,而体育也没有国界,运动健康是我们的共同朋友,各国人民的健康离不开体育,体育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在体育领域的成果与治理经验也应分享给全世界人民。譬如借助国际开办孔子学院传播传统体育文化,国内开设北体奥运班和奥林匹克学院等为国际体育的发展输送人才;扩大体育外交主体,鼓励各市与国际友好城市间开展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发动民间体育力量传播中国体育文化;将更多的中国体育名人故事搬上荧幕上,如讲述中国女排奋斗历程的《夺冠》、改编网球运动员生涯的《李娜》等,以中国体育精神传递正能量,塑造与强国地位相符的国家体育形象等。通过中国体育与世界体育的丰富互动,积极参与全球体育治理,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态度重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的的新型体育文明观,为全球化的未来发展提供合理性的价值引领,为重塑全球理性交往贡献中国体育的智慧。

4  结束语

新冠肺炎疫情过后,中国的体育将迎来新的显著发展,这对中国的体育治理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下,体育治理要达到“善治”的理想状态,即所有利益相关方均从公共政策中获益、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状态,就要把增进全体人民的体育公共利益作为国家体育治理的根本目标。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则作为体育治理的重点,在健康中国与体育强国两大国家战略背景下,将公共卫生与体育进行融合交叉形成新的治理手段,建立并坚持与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体育治理观,用体育手段增强人民免疫,增强人民健康与幸福感,共筑全民小康社会,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贡献体育的力量。


 ——摘自:龚正伟,刘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我国体育

治理方略——《体育学研究》,2020.02

实力展望与备战启示:基于2020年东京奥运周期中日竞技实力分析

正在向我们快步逼近的2020年奥运会将在日本东京举行,这对东道主日本来说是促进经济复苏、民族自豪感和社会体育转型的大好时机。为此,日本奥委会早在2013年11月28日就确立了“金牌数世界第三”和“全部28个项目获得奖牌”的东京奥运目标。2018年6月6日,日本奥委会又公布了东京奥运会要获得30枚金牌的目标。毫无疑问,日本野心勃勃的目标,剑锋直指里约奥运会以26枚金牌排名世界第三的中国。然而,东京奥运会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东京奥运会将是我国实现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实现第一个百年计划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要历史时期展现综合国力的关键性比赛。中国奥运军团将肩负着扬眉吐气、重塑辉煌的重要使命。另外,中日两国特殊的国际关系和民族情愫,促使东京赛场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东京奥运会也成为了我国“输不起的奥运比赛”。面对自身竞技体育实力的一路急剧下滑和日本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东道主优势,我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奥委会主席苟仲文多次在各大会议中表达了东京奥运形势之严峻。运动训练学界的领军人物田麦久教授在“里约反思录”讲座中,也谈到中国竞技体育面临着被日本超越的现实危机。著名社会体育学家卢元镇则认为,日本在东京奥运会上很有可能完成30金的目标,而中国要找到有把握的30个夺金点却不容易。一时间,体育学界关于日本有可能在东京奥运会上超越中国的声音甚嚣尘上。那么东京奥运周期中国和日本的竞技实力究竟孰强孰弱?日本真的会在东京奥运会超过中国吗?中国又应当从哪些方面加紧备战?本文拟在对比分析东京奥运周期中日奥运项目竞赛成绩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1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日选手参赛成绩;2017、2018年、2019年(截止到10月13日)中日参加各单项世锦赛、世界杯赛奥运项目的成绩以及年度世界排名情况。(按照世锦赛、世界杯赛、世界排名的顺序选取一年中水平最高的一项赛事或排名进行奥运项目成绩统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中国知网(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体育资讯网、各奥运项目国际联合会官网,了解奥运会竞技实力相关的期刊文献,收集、整理和分析2020年东京奥运周期内中日两国在世界重大比赛奥运项目中的竞赛成绩。

1.2.2  比较分析法

比较分析中日两国在2020年东京奥运周期内世界大赛奥运项目上获得的奖牌情况以及金牌和银、铜牌项目性别分布和项群分布的格局特征。

1.2.3  逻辑分析法

运用运动训练学和逻辑学理论对收集归纳的数据进行逻辑推理,并推理预测出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日两国可能获得的金牌数。

2  分析和讨论

2.1  东京奥运周期中日竞技实力分析

国家或地区的竞技实力是通过参加重大比赛而表现出来的。竞技表现是竞技实力的展示。人们常用金牌数、奖牌数以及总分这三个指标来评价和比较重大国际赛事中参与国( 地区) 的竞技实力。另外,金牌、奖牌的项目分布可以客观的反映出参与国( 地区)金牌、奖牌的项目布局结构以及各个项目的竞技实力。故本文研究选用金牌数、奖牌数、奖牌积分( 金牌9分、银牌7分、铜牌6分) 以及金牌、奖牌项目分布这几个指标来分析中国和日本在东京奥运周期的竞技实力。

 

2020年东京奥运会共设33个大项,339个小项,与2016年里约奥运会相比共计增加34个小项,减少1个小项,调整34个小项。2017年共计统计336个小项成绩,其中拳击、举重(未去掉一个男子小项) 、摔跤3个大项中小项目级别以及帆船帆板项目的混合小项尚未作出调整,均按照里约奥运会设置小项统计成绩。射击混合10米气步枪、混合10米气手枪、混合飞碟多向3个新增小项无世界重大赛事,故未统计成绩。2018年共计统计338个小项成绩,射击混合飞碟多向无世界重大赛事,故未统计成绩。2019年(截止到10月13日) 共计统计282个小项成绩。

2.1.1  东京奥运周期中日金、奖牌数量及奖牌积分分析

金牌数反映参赛国顶级竞技人才的数量,奖牌数反映参赛国的总体实力和基础厚度,奖牌积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参赛国竞技实力的强弱。由表1可知,中国在东京奥运周期2016、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上分别获得金牌26、24、32、38枚,分别获得奖牌70、72、86、84枚,分别获得奖牌积分516、523、642、643分。抛除2017年举重未出征世锦赛,周期内中国无论是金、奖牌数量还是奖牌积分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日本在东京奥运周期2016、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上分别获得金牌12、24、22、15枚,分别获得奖牌41、57、68、48枚,分别获得奖牌积分290、430、501、353分。周期内日本夺金实力显著提升,奖牌数量持续大幅增加,奖牌积分上涨明显,整体竞技实力提升迅速。但2019年从已统计项目的金、奖牌数量和奖牌积分来看,竞技实力或会出现小幅下降。从整体上来看,周期内中国和日本金、奖牌数量相比里约奥运会均有所增长,两国竞技实力差距先快速缩小后逐渐扩大。

2.1.2  东京奥运周期中日奖牌项目分布

统计奖牌的项目分布,可以看出周期内两国奖牌项目布局结构的变化情况,同时直观地帮助我们了解各个项目的竞技实力。由表2可知,中国在2016、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上分别有10、10、11、14个项目获得金牌,周期内前三年金牌分布面较为稳定,今年的世界大赛上金牌分布面拓宽,更多的项目展现出夺金实力。跳水、举重、乒乓球、游泳、竞技体操、羽毛球6个项目东京周期共获得88枚金牌,占金牌总数的73.33%,为我国的主要夺金项目。中国在2016、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上分别有19、17、17、18个项目获得奖牌,周期内奖牌分布面略微缩小。跳水、举重、乒乓球、游泳、竞技体操、羽毛球、田径、射击、跆拳道9个项目东京周期共获得247枚奖牌,占奖牌总数的79.17%,为我国主要夺牌项目。日本在2016、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上分别有5、9、9、7个项目获得金牌,周期内金牌分布面明显拓宽。柔道、摔跤、游泳、空手道、羽毛球、竞技体操6个项目东京周期共获得60枚金牌,占金牌总数的82.19%,为日本主要夺金项目。日本在2016、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上分别有11、15、14、12个项目获得奖牌,周期内夺牌点增加明显。柔道、摔跤、游泳、空手道、羽毛球、竞技体操、田径、乒乓球8个项目东京周期共获得174枚奖牌,占奖牌总数的81.31%,为日本主要夺牌项目。从整体上来看,周期内中国金、奖牌项目分布面较日本更为广阔,两国除重点夺金、夺牌项目以外,其他项目夺金、夺牌点较少且实力不稳定。

2.2  东京奥运会中日军团实力展望

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了因果定律,它指无论哪一方面的成功或失败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的必然,即每个结果都有特定的原因。那么,东京奥运周期内中日两国运动员获得世界重大比赛的金牌也并非偶然,这是其竞技实力强劲的有力说明。我们能由果溯因,反之,我们也能由因推果,通过分析周期内中日两国的竞技实力水平情况,来推测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比赛结果。

基于前文对东京奥运周期中日参加世界大赛获得金牌项目分布的分析,本研究将中日两国在东京奥运周期内两次或两次以上世界大赛获得金牌的项目归为“重点夺金项目”;将中日两国在东京奥运周期内一次世界大赛获得金牌的项目归为“一般夺金项目”;将田径、游泳、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等3个金牌设置多但中日两国夺金点少的项目单独归类,归为“基础大项”。下文研究中主要依此三类项目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日军团可能获得的金牌数进行预测。

2.2.1  中国军团实力展望

2020年东京奥运周期中国竞技实力格局来看,中国在东京奥运会上若能正常发挥,有望在以下项目中获得金牌。

第一类“重点夺金项目”。中国跳水项目在2016、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奥运项目上分别获得7、5、8、8枚金牌。其中,2017年跳水世锦赛中国参赛队伍融入了大量新鲜血液,缺乏大赛经验的小将们在比赛中并未发挥出最佳实力水平,但后续两届世锦赛都表现除了集团优势。考虑到跳水项目属于评分类,我们无法控制裁判的执法行为,预计东京奥运会可获得7—8金;举重项目2017年世锦赛由于兴奋剂问题被禁赛,2016、2018年、2019年世界大赛奥运项目上分别获得5、6、10枚金牌,今年世锦赛上中国队创造了二十多年来的最佳成绩,预计东京奥运会该项目可获5—10金;乒乓球项目在2016、2017、2018年世界大赛奥运项目上均获4金,2019年世锦赛上包揽男单、女单、混双3枚金牌,今年世锦赛上虽无男、女团体项目,但周期内这两个项目夺金实力十分稳定。东京奥运会乒乓球混双比赛将产生该大项的第一块金牌,东道主日本对这块金牌也是势在必得。届时到底谁能坐上冠军宝座,我们拭目以待。预计东京奥运会可获得4—5金;羽毛球项目在里约奥运会、2017,2018年世界大赛均获2金,2019年世锦赛上仅有混双1枚金牌入账。从今年世锦赛的结果来看,我国羽毛球项目形势并不乐观,竞争对手日本实力也已明显超越我们。目前,中国羽毛球队正处于新老交替阶段,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表示,东京奥运会可能有90%以上的运动员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但我国羽毛球还是具备一定竞争力,预计东京奥运会可获

 

 

1—2金;竞技体操项目在里约奥运会上一金未得,2017、2018年世界大赛上竞技实力稍有回升,分别获得3金和4金,但今年世锦赛上仅获得3银2铜,这是中国体操队26年来首次在世锦赛上无金而归。现距离东京奥运会仅剩十个月,中国体操队还需拿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全力冲刺,预计东京奥运会可获得0—4金;蹦床项目在2017年和2018年世界大赛分别获得1金,预计东京奥运会男子蹦床项目可获得1枚金牌;射击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获得1金,2018年世界大赛获得2金,3枚金牌分别来自于不同的小项,考虑到射击项目受运动员心理能力影响比较大,比赛结果具有不确定性,预计东京奥运会可获得1—3金;跆拳道项目在里约奥运会和2019年世锦赛分别获得2金和1金,预计东京奥运会可获得1—2金。综上所述,东京奥运会中国在“重点夺金项目”上预计可获得金牌20—35枚。


第二类“一般夺金项目”。拳击、摔跤、柔道、场地自行车、高尔夫、排球、篮球3v3、击剑、射箭9个项目均在东京奥运周期内一次世界大赛中获得过1枚金牌。拳击项目在周期内拿到1枚金牌和多枚奖牌,预计东京奥运会女子拳击能拿到1枚金牌。摔跤项目在2018年世锦赛项目调整为东京奥运会小项以后,中国拿到了1金3铜,预计东京奥运会该项目能获得1金。柔道项目在2017年世锦赛上获得1枚金牌,2018、2019年世锦赛最好成绩分别是女子78公斤级的第五名和第七名。曾经一度成为我国优势项目的女子柔道,目前优势已不复存在,预计东京奥运会夺金的可能性很小;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在里约奥运会上作为“黑马项目”帮助中国实现了自行车项目奥运金牌零突破。但是在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中,自行车项目一枚奖牌也没能拿到,预计中国在东京奥运会自行车项目上再拿到金牌的可能性很小;女子高尔夫项目在里约奥运会获得铜牌,在2017年排名世界第一,预计东京奥运会也具有夺金的实力;女子排球是中国具有夺金实力的集体球类项目,2016、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上分别获得金牌、第四名、铜牌、金牌的成绩。以今年世界杯赛上女排姑娘们11连胜的战绩来看,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在郎平教练的带领下很有希望再揽冠军;3v3篮球是东京奥运会的新设项目,在今年的3v3篮球世界杯上我国女队拿到了中国篮球史上的第一个FIBA世界冠军。3v3篮球在尚未形成世界竞争格局之前,中国还是有机会争取金牌的;女子击剑项目中的重剑团体在周期内共获得1金2银1铜的成绩,预计东京奥运会该项目很有可能拿到金牌;射箭项目虽然在2016、2017、2018年世界大赛未能拿到奖牌,但在今年的世锦赛上我国男子奥林匹克团体赛项目表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一举拿下金牌。若竞技状态能继续保持,东京奥运会也有希望夺得1枚金牌。综上所述,预计东京奥运会中国在“一般夺金项目”上可获得金牌3—7枚。

第三类“基础大项”。田径项目中的女子铅球、20公里竞走均具有夺金实力,预计东京奥运会可获得2金;游泳项目中孙杨的200米、400米自由泳和徐嘉余的100米仰泳夺金希望较大。但从今年的光州世锦赛来看,孙杨200自夺金也有一些运气成分,到东京奥运会29岁的孙杨状态还能否继续保持还很难预测。另外,今年世锦赛上女子10公里公开水域取得重大突破,拿到了该项目第一块世锦赛金牌。预计东京奥运会游泳项目可获得2—4金;水上项目中的皮划艇项目在2016、2017、2018年世界大赛奥运项目上无一枚奖牌入账。今年世锦赛上,皮划艇项目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以4金(其中奥运项目2金)的成绩惊艳世界,打破世锦赛零金的局面,成为周期内当之无愧的黑马项目,预计东京奥运会可获得0—2金;赛艇项目在2016、2017年世界大赛上各获1枚铜牌,今年的世锦赛上实力提升迅速,摘得2枚金牌,东京奥运会若继续保持状态有可能收入1—2金;帆船帆板项目中的男子帆板RS:X级2017年世锦赛获得1枚金牌,女子帆板RS:X级2017、2019年世锦赛共获2枚金牌,预计东京奥运会这两个小项可夺取1—2金。

综上所述,预计东京奥运会中国在“基础大项”上可获得金牌6—12枚。

2019年(截止到10月13日)中国奥运项目成绩来看,竞技实力相比前几年有了提升。周期内前几年从未拿到过金牌甚至奖牌的项目—3v3女子篮球、女子击剑、射箭、皮划艇、赛艇等项目纷纷展现出夺金实力,预计今年所有奥运项目世界大赛的总成绩将会是周期内最好的。结合周期内中国队的竞技表现,最后预测东京奥运会中国可能获得34±5枚金牌。

2.2.2  日本军团实力展望

2020年东京奥运周期日本竞技实力格局来看,日本在东京奥运会上若能出色发挥,有望在以下项目中获得金牌。

第一类“重点夺金项目”。柔道一直是日本奥运金牌的主要来源项目,该项目在2016、2017、2018年世界大赛分别获3、8、8枚金牌。今年世锦赛上,日本面对欧美列强仅以5金的成绩收官。值得一提的是,登上金牌榜的代表队比前两届世锦赛多了2支,这说明了世界柔道格局趋于多元化,预计日本在东京奥运会柔道项目上可获得5—8金;摔跤项目在2016、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上分别获4、4、3、2枚金牌。今年摔跤世锦赛上日本在奥运项目上获得金牌和奖牌数都是周期内最低值,实力略显下滑,预计日本在东京奥运会摔跤项目上可获得2—4金;竞技体操项目在2016、2017年世界大赛上分别获得2、3枚金牌,2018、2019年世锦赛未拿到金牌。目前,日本竞技体操逐步复原,实力不可小觑,再加上体操属于评分类项目,东京奥运会日本将占据一定的东道主优势,预计日本在东京奥运会竞技体操项目上可获得2—3金;羽毛球项目在2016、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分别获得1、1、2、2枚金牌。近年来,日本羽毛球实力提升明显,尤其在女子项目上实力已经明显超越了中国。羽毛球将会是东京奥运会中日竞争较为激烈的项目,预计日本在东京奥运会羽毛球项目上可获得1—2金;空手道项目在2017、2018年世界大赛分别获得4、1枚金牌。从目前空手道项目的国际竞争形势来看,日本在女子组手61公斤以上级和型项目上优势比较突出,预计日本在东京奥运会空手道项目上获得3金;棒球项目在2017和2018年均排名世界第一,预计东京奥运会拿到1枚金牌的可能性很大。攀岩也是东京奥运会新增项目,日本2017、2019年世界大赛上拿到金牌,预计东京奥运会也具备较强的夺金实力。综上所述,预计东京奥运会日本在“重点夺金项目”上可获得金牌15—22枚。

第二类“一般夺金项目”。滑板、射击、乒乓球等3个项目在周期内均拿到过金牌。其中,滑板项目在2018、2019年世锦赛上分别获2枚和1枚金牌。一般来说,东道主在新增项目上拿到金牌的可能性很大,预计日本在东京奥运会滑板项目上可获得1—2金;射击在2017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上拿到1枚金牌,金牌获得者松田知幸是一名大赛经验丰富的老将,预计在东京奥运会有实力夺取1金;日本乒乓球实力水平近年来都位居世界前列,新增的混双小项更是在2017年世锦赛上获得冠军。由于东京奥运会规则要求混双项目每个代表团只能出一组选手参赛,所以东京奥运会日本还是有希望争夺这块金牌。综上所述,预计东京奥运会日本在“一般夺金项目”上可获得金牌1—4枚。

第三类“基础大项”。田径项目在2018年世界大赛中拿到男子50公里竞走1枚金牌,在今年的世锦赛上拿到男子20公里竞走和50公里竞走2枚金牌,这两个竞走项目将成为东京赛场日本最有利的夺金点。另外,日本男子4x100米接力项目也能进入世界前三,不排除日本利用东道主优势夺得金牌的可能性;游泳项目在2016、2017、2018年世界大赛分别获得2、3、2枚金牌。周期内日本女子游泳运动员池江璃花子横空出世,在多个小项上均有出色表现。但不幸的是,今年2月她本人宣布患上白血病或无缘东京奥运会。今年世锦赛上,状态大好的濑户大也获得了男子200、400米混合泳冠军以及200米蝶泳的银牌,而周期内状态一直不错的大桥悠依却未能拿到奖牌。另外,蛙泳一直以来都是日本的强项,周期内虽未获得金牌,但该项目人才储备充足,不排除东京奥运会出现黑马的情况。预计日本在东京奥运会游泳项目上能拿到2—4枚金牌;水上项目中赛艇和皮划艇项目周期内仅获得过1枚奖牌,预计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两个项目不具备夺金实力。帆船帆板项目在周期内获得1金1银1铜,预计日本在东京奥运会双人艇470级项目上上有希望获得1枚金牌。综上所述,预计东京奥运会日本在“基础大项”上可获得金牌4—7枚。从2019年(截止到10月13日)日本奥运项目成绩来看,预计所有奥运项目世界大赛的总成绩和2018年相接近。结合周期内日本队的竞技表现,最后预测东京奥运会日本可能获得25±5枚金牌。


2.3  对我国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启示

从上文对东京奥运周期中日竞技实力的分析来看,中国在周期内奖牌整体情况和奖牌项目结构均优于日本,但对于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备战我们仍然不能懈怠。东京奥运周期不光东道主日本竞技实力提升明显,竞技体育强国俄罗斯也已强势回归,在当前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我们稍有失利,就有可能跌出金牌榜前三。所以,在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仍然要全力做好备战工作,争取在东京赛场再铸辉煌。

2.3.1  改革创新备战: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

2.3.1.1  构建国家与社会多元参与的备战体系

目前,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备战奥运大都采用国家与社会多元参与的体系,这种备战体系具备调动社会积极性和提高备战效率的积极作用。新时代,随着我国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到体育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来。此时,备战东京奥运会我们就应当继续提倡体育开放发展的理念,吸收更多的社会力量与国家协同备战,共同承担备战任务,构建国家与社会多元参与的备战新体系。

1)坚持推进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2017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先后对一些亟需优化功能的奥运项目进行实体化改革,诸多优秀运动员、教练员跻身体育协会组织领导行列。在改革过程中,男篮的“红蓝队”,女排的“大国家队”,乒乓球的“双向选择机制”和“运动员委员会”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都让竞技体育散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值得一提的是,赛艇、皮划艇项目协会的实体化改革,让我们在今年的世锦赛上看到了可喜可贺的实质性成果。项目的实体化改革积极地调动了教练员和退役运动员的工作热情,并且有助于他们在自己熟知的领域中发挥自身专业能力素养。放眼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大多采用单项体育协会来管理运动项目,这样管理体制能够通过减少管理层级,来提高工作的效率。备战东京应该坚持推进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把项目管理中心的权利下放到各单项协会,让各单项协会自主承担备战奥运会、组建国家队等一系列工作,以达到“以备战促改革,以改革强备战”的目的。

2)实行扁平化奥运备战组织管理。建立各项目奥运备战领导小组、复合型管理团队的扁平化奥运备战组织管理体系,推动奥运备战由“垂直型”管理向“扁平化”管理迈进。通过减少管理层级的方式,提高信息传递的速率,从而缩减决策下达和意见反馈的时间,以最精简高效的奥运备战组织管理体系来完成预先设定的备战计划和目标,提升备战工作的质量效能。

3)落实各层级责任主体。进一步落实备战东京奥运相关政策的执行主体,明确各层级主体的主要职责,与管理人员、教练员、运动员、保障人员签署相关责任书,层层落实责任制,强化各主体责任意识,确保奥运备战工作责任到人,责任到位,逐步形成“奥运备战有落实,责任落实有主体”的备战组织管理体系。

4)调动社会力量多方融资。奥运备战是一项花销巨大的工程,应该秉承开放发展的理念,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备战,充分调动市场灵活性,构建多元化奥运备战体系。进一步完善奥运备战财政监督机制,将奥运备战财政支出公开化、透明化,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奥运备战,鼓励人力、财力、物力资源丰厚的俱乐部主动协助奥运备战,共同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2.3.1.2  创新国家队多元组建模式

创新国家队多元组建模式是推动我国体育事业改革的重要举措,这是新时期“举国体制”由“竞技小圈子”向“社会大圈子”转型的重要标志。它能充分调动与融合社会优质资源共同服务优秀运动员的训练与竞赛,给项目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活力。

1)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体育总局可以选取项目发展领先、竞赛成绩优异、各类资源充足的地方合作伙伴以双方签署正式合作协议的形式来共建国家队,实现优质资共享。如国家体育总局与浙江省人民政府签约共建中国(浙江)国家游泳队,实行领导小组负责制,采取年度考核,实行动态调整,实现扁平化管理,以“省市选派、自主聘用”的方式实现团队构建。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综合考虑云南省人才资源、海拔优势、训练条件、保障力度后与云南省体育局签约共建国家马拉松队。其他项目可以借鉴该模式推广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选择后备力量充足、适合项目提高的省市共同构建国家队,协力做好奥运备战工作。

2)国家与高校共建。积极推进国家队办队模式院校化,鼓励国家体育总局与一些科研水平先进、硬件设施齐全的高等院校,尤其是体育类院校共建国家队。充分发挥高等院校教学、科研、竞赛、训练一体化的优势,全方位保障国家队备战奥运。如国家举重队于今年8月1日入驻山东体育学院备战东京奥运会,为此山东体育学院专门成立场地器材、后勤保障、科研服务等多个工作小组全力服务国家举重队。

3)协会与社会共建。鼓励已经进行协会实体化改革试点的协会与俱乐部、企业等具备一定合作条件的社会组织共建国家队。汇聚多方资源、拓展合作渠道,努力实现合作共赢。如中国垒球协会与北京首钢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形成战略合作共建女垒国家队,开创了第一个“国家级俱乐部”。随后,中国冰球协会复制了协会与企业共建国家队的模式,与北京首钢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共建冰球国家队。双方将在国家冰球集训队的管理保障、冰球后备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度合作。

2.3.1.3  推行人才多元化选拔方式

推行竞技体育人才多元化选拔方式是促进我国竞技体育改革的重要举措,能够调动多方参与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挖掘最优竞技人才资源,组建最佳参赛阵容,以确保奥运会的全面参赛和竞技水平。

1)跨界、跨项、跨地域选才。对社会推广普及程度不高的新兴项目实行跨界、跨项和跨地域选才。从体育界跨到教育界,从一个项目跨到另一个项目,以及面向全球各地华裔、华侨选拔优秀运动员实施“奥运直通计划”,以实现东京奥运会全面参赛的战略目标。

2)体制外优秀运动员的选拔。健全国家队多元化选拔体系,向体制外的优秀运动员开放进入国家队的道路。众所周知,网球大满贯女子单打冠军的李娜、多次获得台球世锦赛冠军的丁俊晖以及里约奥运会获得女子高尔夫铜牌的冯珊珊等优秀运动员均属体制外。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体制外运动员成绩甚至优于同项目的体制内运动员,但他们却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进入国家队。本奥运周期内,唯一达标东京奥运会女子马拉松参赛标准的体制外运动员李芷萱或因注册问题无法参加东京奥运会。为提高东京奥运会各项目的竞技实力和优秀运动员的资源利用效益,国家需尽快健全体制外运动员选拔制度,以确保东京奥运会的最佳参赛阵容。

3)退役运动员复出。奥运史上宣布退役后又复出征战奥运会的运动员不胜枚举,这些运动员常常会因为国家需要或是自身的意愿选择重新回到赛场上拼搏。如我国女子柔道运动员冼东妹就曾3次退役3次复出,2007年她在生下女儿后宣布复出备战北京奥运会,最终拿下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二枚奥运金牌。面对那些顶尖人才缺乏的项目,国家可以通过相关政策激励已退役但无严重伤病且年龄适中的优秀运动员重新回到训练场为国出征。

2.3.2  系统保障备战:个体服务向综合保障发展

2.3.2.1  健全激励保障机制

国家要健全复合型训练管理团队激励政策和保障机制,以此激发各方备战人员的工作动力和积极性。

1)要根据备战奥运会管理人员、教练员、运动员、科研人员以及其他保障人员承担的职责,制定不同的激励政策。设立体育荣誉制度,对为体育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将复合型训练管理团队的工作业绩与个人收入、奖惩、政治荣誉挂钩,形成责、权、利相统一的激励保障机制。

2)要进一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相关条例,统一制定《退役运动员安置条例》,为优秀运动员升学和退役运动员再就业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

2.3.2.2  统筹发展各类项目

东京奥运会若仅仅依靠传统优势项目来保持国际地位难免孤木难支。因此,我们要统筹发展各类项目,进一步提高优势项目、潜优势项目、弱势项目和新增项目的竞技实力,各项目齐头并进共同确保我国竞技体育的国际领先地位。

1)优势项目重点保持。优势项目要重点保持竞技实力,最大效益发挥竞争优势,在总结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和创新,着重发展主导竞技能力和重点运动员的个性特征,巩固乒乓球、跳水、举重等项目的集团优势地位。另外,对优势项目要加大资源投入力度,确保其在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需求上得到全方位的保障。

2)潜优势项目力争突破。潜优势项目要深入研究制胜规律,把握专项特点,借鉴优势项目的成功经验,挖掘竞技能力潜力,力争竞技水平取得新的突破,为我国增添新的夺牌点。

3)弱势项目恶补短板。弱势项目要认清自身差距,统筹规划训练,重点补齐短板。积极参加国际国内赛事,改变以往练多赛少的常态,通过赛练一、以赛代练的方式不断强化自身建设,稳定老队员参赛心态,增加新队员大赛经验。

4)新增项目把握机遇。针对我国具备竞争优势的女子三人制篮球、乒乓球混双、女子1500米自由泳、混合4×100米混合泳接力、混合射击等新增项目要制定具体参赛目标,加大人力、物力、财力保障力度,把握发展机遇,争取在东京奥运会上占据主动。

2.3.2.3  对标“六个东京”对标

“六个东京”,针对东京时间、场地、赛制、对手、标准、保障等六个方面扎实推进备战工作。

1)对标东京时间,及早谋划,针对东京奥运会比赛时的气候、温度、湿度、场地、交通、设施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

2)对标东京场地,通过举办赴日交流赛和参加东京举办的奥运资格赛提前适应场地器材,切身感受使用东京场地器材的优势和劣势。另外,国家可以参照东京场地标准购置相同的器材供给国家队训练使用。

3)对标东京赛制,认真深入研究东京赛制设定的内涵和趋向,确保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完全契合东京赛制的要求。国内重大比赛可以对标东京赛制,极力为运动员创造国内练兵的条件。

4)对标东京对手,一是可以通过加强国际交流赛的形式,提前了解对手的竞技状态和特点。二是通过让陪练模仿东京奥运会主要竞争对手技术风格的方式让运动员提前适应对手。

5)对标东京标准,按照国际奥委会及各单项体育联合会制定的规程、规则及比赛要求,从难从严要求自己。

6)对标东京保障,建立复合型保障服务体系,给国家队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保障。同时,要提前做好东京参赛预案,将备战做实、做细,确保东京奥运会一切突发情况均有应急预案。

2.3.2.4  加强反兴奋剂治理

反兴奋剂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斗争,面对反兴奋剂工作的严峻形势,备战东京奥运会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坚决的态度,更严厉的处罚,高标准、严要求,全力以赴把反兴奋剂工作抓实、抓细、抓好。

1)全面贯彻实施《反兴奋剂管理办法》、《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体育运动中兴奋剂管制通则》、《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用清单国际标准》等反兴奋剂法律法规,密切关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最新发布的兴奋剂检测及实验的《技术指南》,以法律法规来督促奥运备战人员自觉抵制兴奋剂的使用。

2)做好反兴奋剂日常教育培训工作。定期针对奥运备战人员开展反兴奋剂专题讲座,牢固树立“拿干净金牌”的理念。要求奥运备战人员认真学习领会反兴奋剂中心“六项规定”,提高对反兴奋剂工作的认识,严防兴奋剂事件的发生。要求运动员学会保护自己,认真学习用药豁免制度,不能够存在侥幸心理,要善于使用制度政策。要确保运动员权益,认真履行被检查义务,要明确反兴奋剂工作是东京奥运会备战工作的重点工作,要求大家高度重视,认真落实。

3)提高兴奋剂检测水平。一是联合高等院校、体育科研所、运动医院建设反兴奋剂工作实验室,深入研究最新的反兴奋剂检测技术。二是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反兴奋剂工作交流,及时掌握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反兴奋剂工作开展情况,并与其交换反兴奋剂相关信息,进一步加强反兴奋剂治理工作。

2.3.2.5  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当运动员运动成绩处于平稳状态时,对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能够较好地鼓舞士气、激发斗志、建立自信心,帮助运动员排除杂念,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保持较好的竞技状态。备战东京奥运会要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领导有关加强运动队思想政治教育、从严治训、全力备战东京奥运会的指示要求。

1)面向各项目国家队全面开展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了解运动员的思想动态,对运动成绩优异的运动员给予肯定和表扬,对状态不佳、思想出现波动的运动员及时给予引导和鼓励。利用榜样、典范的力量激励运动员奋勇前进。

2)通过开展军训工作、参观红色圣地、观看升旗仪式等社会实践,强化运动员纪律意识,培养其吃苦耐劳、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和作风。弘扬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引导运动员增强勇攀竞技体育高峰和为国争光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2.3.3  科技助力备战:科技服务向科创动力发展

2.3.3.1  提升训练和竞赛的科技含量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不断地创新科学技术才能为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那么,东京奥运会中国要想获得更多的金牌,就必须坚持提升训练和竞赛的科技含量,提高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水平。

1)围绕竞技体育领域中面临的实际难题进行科技创新,鼓励科研所、高校等科研人员对运动训练领域中的相关课题进行科研攻关,并将科研所得的成果应用到实践中去,推进科研成果与训练实践的有机融合。

2)加强体能训练、技战术监控、生理生化指标监控、运动负荷监控等训练工作的科学攻关研究。将运动员原本阶段化的训练监控日常化,实时监控运动员各项指标的变化情况,建立大数据分析库,为教练员实施科学化训练提供依据。

3)提高运动装备、训练器材、运动康复、伤病防治、营养补充、心理辅导、情报收集等科技辅助服务的科学化、信息化水平,加快相关装备、设施、仪器的研发速度,逐步提高运动训练的科技含量。

4)了解他国科技备战的最新动态,引进世界先进技术或设备,将各个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日常运动训练,助力东京奥运备战,不断提高运动员的竞技实力水平。

2.3.3.2  打造“科研—训练—保障”复合型训练团队

打造“科研—训练—保障”三位一体无缝衔接、充分融合的训练体系,一改原来训练与科研、后勤保障脱节的状态,提高备战的效率与效益,为运动训练提供全方位、多学科、多领域的保障。

1)大力推进“引智工程”,面向国内外招聘高端体育科研人才加入科技助力奥运备战工作,构建多学科、多领域的高水平科研保障团队,为我国备战东京奥运会提供科技支持与服务。遴选国内外综合实力强劲的复合型保障团队,与国家队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助力运动员提升训练和参赛水平。

2)复合型训练团队要对各个项目进行精准定位,有针对性的进行服务保障工作。例如,对待优势项目就应该以保持多年形成的训练模式为前提,主要提升运动装备、训练器材、运动康复、伤病防治、营养补充、心理辅导、情报收集等辅助服务的科技水平,以提高备战效率、减少运动损伤为主要途径提升综合竞争力。对待潜优势项目、弱势项目就应该大胆尝试改变原有的训练模式,加强体能训练、技战术监控、生理生化指标监控、运动负荷监控等训练工作的科学攻关研究,通过科技助力训练工作的方式,突破现有瓶颈,提高运动成绩。

2.3.4  聚焦全球备战:国内备战与全球备战协同发展

2.3.4.1  “请进来”

1)实施“借鸡生蛋”政策,引进国外高水平教练员执教国家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教练员走进中国,帮助中国竞技体育翻开了历史新篇章。羽毛球项目更是在今年世锦赛成绩不佳之后,聘请了韩国国家队原主教练姜京珍、韩国前男双名将柳镛成协助双打训练。羽协主席张军表示,希望两位教练员能够将韩国双打的训练理念和方法带来,结合中国运动员的特点,取各自之所长,形成行之有效的训练手段,在东京奥运会备战期间,让中国羽毛球队的双打整体水平进一步提升。其他项目国家队也可以根据目前自身的情况有针对性的引进国外高水平教练,弥补自身不足,提升竞技实力。

2)实施“与狼共舞”计划,邀请其他国家运动队来我国进行适应性训练或比赛。由于日本是海岛国家,可以供应给各国的训练场地十分有限,届时我们可以利用距离东京近的地理优势在上海、青岛、大连等城市为各国运动队提供赛前适应性训练或比赛的场地。

2.3.4.2  “走出去”

1)鼓励优秀运动员走出国门,去到国外参加训练和竞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积累大赛经验,培养稳定心态。

2)各项目国家队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多与竞技实力较强的国家进行交流训练或比赛,只有做到知自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今年2月我国体操男队就去到了日本国家体操集训中心与日本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合练。对明年东京奥运会的赛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同时了解了对手的相关信息。

 

3)组织教练员赴往国外参加培训,提升自身业务水平,了解他国备战情况。如今年6月国家体育总局举办了“双百计划”专业队教练员赴日本培训班,旨在全面了解日本在参赛、备战和赛事组织方面的最新动态,掌握日本优势项目和潜优势项目的整体情况,学习其优秀的运动员综合培养体系和运动训练新方法、新手段,为各国家队训练备战提供新思维、新理念、

新方法。

4)积极推荐国内优秀裁判员和其他体育工作者去到国际体育组织参与国际体育工作,增加国际话语权。在充分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发表不同见解,争取在相关体育事务中占据主动,同时帮助国家队把握项目竞赛规则的实质,为国家队提供最新的竞赛信息保障。

3  结论

3.1  东京奥运周期内中国和日本金牌、奖牌数量相比里约奥运会均有所增长,两国竞技实力差距先快速缩小后逐渐扩大。

3.2  东京奥运周期内中国金牌、奖牌项目分布面较日本更广,中日两国除了重点夺金、夺牌项目以外,其他项目争夺点都较少且实力不稳定。

3.3  预测东京奥运会中国有望获得34±5枚金牌,日本有望获得25±5枚金牌。

3.4  我国备战东京奥运会要坚持改革创新备战、系统保障备战、科技助力备战、聚焦全球备战,促进备战工作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由个体服务向综合保障发展,由科技服务向科创动力发展,由国内备战向全球备战发展。


——摘自:曹莎,李鑫,李赞,实力展望与备战启示:基于2020年东京奥运周期中日竞技实力分析——《山东体育科技》,2020.02

竞技体育中运动员竞争关系的社会哲学审视

——基于一种“承认理论”的视角

竞技体育中运动员之间的竞争是一种社会化的关系行为,在其中个体自我可以获得来自平等他者的积极承认,这种积极承认是一种肯定性力量,对于自我完善与成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竞技体育中,贯穿了竞赛者们在身体力量、运动技巧、精神气质等方面的对比与较量,这其中充满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张力。这种竞争关系所体现出来的张力超越了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进入到一种相反相成、相促而就的层面,这是运动员积极自我得以生成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承认理论源远流长,将承认问题作为社会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这在过度强调竞争的现代性社会语境中倍显重要。承认理论关注的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平等承认关系,为承认而奋斗是每个主体自我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达到积极自我实现的必然追求。承认理论对主体间承认关系的突出与强调,对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竞技体育中运动员之间的竞争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摆脱恶的竞争关系以澄清和确认竞技体育的本真价值。本文将借用承认理论的诸多思想观点,来全面检视现代竞技体育中运动员之间是否应该蕴含着自我与他者的和谐确证关系,进而为现代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进行观念奠基和理论探究。

1  承认理论及其蕴含的自我证成关系

承认问题伴随着人们在对世界、人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问题的探究而形成。当苏格拉底把“认识你自己”引进哲学领域,人的问题成为知识问题,承认要求也就应运而生。众所周知,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对灵魂中激情部分的评述是承认理论发展的起点,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思想则被公认为是承认理论在古希腊时代获得发展的重要标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的基督教现在被看作是相互承认的先声,其实质就在于它首先承认人在本质上是生而平等的,人只有抛却俗世的一切享乐才能得到上帝的承认,进入天国。近代以来,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在其各自的政治哲学思想中都表达了有关承认的思想,在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们那里,承认问题被明确提出来并作为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这也成为后来亚历山大•科耶夫、弗朗西斯•福山、查尔斯•泰勒、阿克塞尔•霍耐特等现代承认理论代表者思想的最主要来源。承认理论在西方的兴起,是对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原子主义自我观以及由此而衍生的社会伦理思想、政治法律观念的巨大挑战,更是对西方极端个人主义行为普遍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虚无主义盛行状态的深刻批判。在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承认理论话语及其分析独树一帜,已经引起了普遍的社会关注。承认理论及其代表的“互主体性”视角,已经成为分析社会政治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众多其他社会问题的重要视角之一。

承认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承认”(recognition),承认是自我认同的构成性要素,也就是说,来自平等他者的承认是对“我是谁”这问题进行肯定性回答的关键。当代西方著名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对自我认同与他者承认之间的关系给出了最为经典的解释: “认同在这里表示的是一个人对于他是谁以及他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理解。这个命题意指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 也就是说,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的影响。……得不到承认或只得到扭曲的承认会造成伤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将人囚禁于一种虚假的、被扭曲的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承认理论将人生看作一个承认的过程,来自他者的承认是我们人生的动力所在和意义实现,我们所发生种种社会交往行动都是在为承认而奋斗,我们所追求的自我实现存在于他者的承认之中。也就是说,只有在获得社会或他者承认的前提下,个人才能发展出积极的自我关系,而积极的自我关系是个人自我实现和超越的必要条件,消极的自我关系则是一种内在的阻碍。“‘缺乏强制’和‘自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外在力量或影响的阙如,而必须要表示内在障碍和心理痼习恐惧的阙如。而这第二种形式的自由将被理解为,从积极的方面讲,一种向内的确信,它给了个人在表达需要和运用能力时所需的基本自信。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这种信心,这些毫无顾虑地对待自己的方式,构成了积极自我关系的要素,而这只能通过承认的经验才能获得。在这种意义上,与自我实现联系在一起的自由依赖于主体独自不能提供的前提,因为他们只有在得到互动伙伴的帮助下才能获得这种自由”。由此可见,承认话语的兴起反映了积极的“有意义的他者”(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米德用语)对于自我构成的重要意义,换言之,“他人就是地狱”的消极论调在此遭到了批判,因为我们都不可能是一种不与他人发生交集的纯粹原子化的存在,人为地自我封闭和自我孤立注定是悲剧性的结果。承认理论突出了社会性因素尤其是社会交往在个人的成长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对于近现代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子主义倾向形成了极大的挑战和对抗。

当然,强调承认并不是放弃个性自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独立性,也不是要一味屈从他者而沉沦为强者或权力的附庸,而是把与自我同处于一个生活世界中的他者看作一种积极的存在,努力与之进行和谐交往,由此而实现彼此生活意义的积极表达和丰富完善。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自我证成关系,也就是说自我借助于同处交往关系中的他者而达成的积极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因而,从本质意义上来看,承认突出的是处于关系中的双方都承认彼此的平等主体地位以及各自对独立自主的积极认可和追求,拒绝把对方作为工具性存在而消解,而是在与对方的社会交往中不断实现自我确证和自我完善。由此,这种相互承认关系的达成就形成了一种和谐稳定的生活共同体,这种生活共同体不是简单的彼此物质需要的相互满足关系,而是具有更高的精神实现向度和人文价值归宿。

2  和谐竞赛关系的彰显: 承认理论之于运动员竞争关系的意义所在

承认理论对于他者平等承认的强调,重构了我们看待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以一种更加温和、健康、积极的心态来看待竞技体育中运动员日趋对立化的竞争关系。竞技体育自其产生之日起就蕴含了对处于竞赛关系中的他者的积极承认,这种承认充满尊重而拒绝蔑视,展现自我的肯定性力量而并不消解对方存在的意义,呈现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而遏止欺骗、狡诈、冲突与暴力等人类破坏性消极力量的膨胀。在古代奥林匹亚运动场,公正的胜利使在场所有的人毫无保留地表达着对于他们的认同,即使那些没有获得第一的运动员也争着去拥抱获胜者。古代的竞技体育代表了野蛮强力的终结和文明进步的开端,人类在对神灵的尊崇和彼此的尊重、关爱中开启了协同共在的社会发展历程。

然而,作为西方近现代思想奠基者的霍布斯以“人对人就像狼对狼一样”的呼喊将人类社会的原始丛林法则带到了历史的前台,原子主义的自我观对处于竞技运动中的他者采取了敌对态度,将你死我活的生物竞争关系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人类社会中来,将无原则的、破坏性的竞争关系发挥到了极致。由此而来,“自我自由”就是他者缺席状态的观念破坏和消减了本真竞技体育所蕴含的分有、共享、融合的文明旨趣,原子化自我及其蕴含了个体化力量披着文明与进步的外衣成为了人类历史的主宰。竞技体育似乎成为自我强力展示的舞台,胜利者的成功喜悦总要在失败者的沮丧、懊恼、愤愤不平面前才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为了获得竞赛的胜利不惜践踏公平公正的竞赛精神,甚至可以不择手段,罔顾道德良心与法律尊严。据报道,1886年法国举行的600公里自行车赛中一名运动员因服用药物而死亡;1964年东京奥运会期间,在舆洗室里到处可见丢弃的注射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现代五项射击比赛中,前17名运动员有13人药物检查呈阳性;1987年一位前苏联大夫查出了200名年轻的退役运动员患有前列腺癌,几乎可以肯定都是因服用过量激素所致。“如今,人们在竞技场上不时可以看到,有的运动员在众目睽睽下出言不逊、报复性犯规、用口水乃至拳脚攻击对方;赛场下,不时可以听到有的运动员、教练员无视体育公平竞争原则和自身健康的需要而滥用兴奋剂等消息”。美国人莫肯(Mirken G)和霍夫曼(Hoffman M)曾经对是否愿意服用违禁药物做过一项调查,其结果是一半以上的运动员是要钱不要命的。这样的竞技体育已经异化、蜕变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阻碍,处于竞争关系中的自我与他者似乎总要在一种此消彼长甚至你死我活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感,这种过分强调对立与冲突的竞争关系有悖于体育文明共享的精神主旨。

竞技体育中运动员竞争关系的异化是对竞赛中本应蕴含的积极承认关系的遗忘,在本质上就表现为自我与他者和谐关联的断裂,相互竞赛者都将对方视为对自我没有任何积极构成价值的绝对的异者。如果我们从相互承认的视角来看待竞争关系,我们就能扬弃此消彼长的绝对对立关系,获得对竞赛关系的更加积极肯定的认知。基于承认的竞赛关系是一种健康积极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近现代哲学主流崇尚的主客二元对立关系,是对处于竞赛关系中的人的普遍化尊重,将竞赛者视为具有全面发展需要的活生生的人来加以看待,将竞赛视为人真实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来加以理论,由此而来的竞赛者及其生活是完整而非分裂的、积极乐观的而非消极悲观的、健康向上而非颓废虚无的。从 20 世纪后半期开始崛起直到今天仍长盛不衰的承认理论,反思了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关系的个体化进程,批判了基于个体生理、物质需要而相互结合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观念,以一种积极而充满张力的视角重构了包括处于体育竞技在内的一切社会交往中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惟有在这种相互尊重的平等承认中,处于体育竞技中的自我与他者才能真正相互获得确证、认同和存在感,竞技体育蕴含的共享共融、协同进步的本真价值才能得到完美体现。3  他者异在状态的超越:运动员竞争关系的承认之维

竞技体育中运动员的竞争关系以最为直接的形式呈现出了自我与他者的相互承认关系,竞技体育的本真与异化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处于竞争关系中的自我与他者在积极承认关系上的在场与缺席,换句话说,如能在竞赛中形成积极的承认关系则可确保竞技体育的本真发展,反之则必然出现竞技体育的异化。这种承认关系首先体现在我们的他者意识和他者态度上,也就是说,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与自我同处竞技场域中的他者。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否认“他者”的存在,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他者”的积极意义。在很多情况下,“他者”意味着自我世界之中的一种外在性:“‘他者’对于我意味着这种外在性,而且是一种未知,一种无限的开放。‘他者’的介入为人们保留了某种无法预料的相异的东西,永无终点。‘自我’的世界总是确定的,而‘他者’对于这个熟知的世界总是一种例外、偏离、限制,乃至破坏。”也就是说,“他者”和“自我”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他把自己树立为主要者,以此同他者、次要者、客体相对立。这是一种对待他者的遮蔽甚至消解态度,兴起于近代以来的个人主义极端化思潮之中,体现了原子主义自我观念在日益普遍化的社会交往中的消极他者意识。这种完全外在性的他者被视为自我存在的极大威胁,我们在日渐对立化的竞技体育发展中感受到了这种他者的异在状态。

遮蔽与消解他者的态度是对古希腊竞技体育中“共享”精神信仰和荣耀的遗忘,是对物质化、资本化、工具化的臣服与附庸,也是竞技体育在自我进化与发展历程中必须要加以克服的异化状态。在当今,竞技体育的成绩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它与自身的经济利益、政治地位、社会声誉密切地关联起来,也就是说,体育竞赛的获胜更多地与非体育的目标相联系,我们追求的竞赛胜利实质上是体育之外的“非自主性价值”。在这种功利化、工具化的体育竞赛中,胜利意味着将获得很多非体育的甚至物质化的回报,而非自我力量的更高呈现和人生境界的更完美表达。这是竞技体育的物化,更是运动员竞争关系的异化。在这种竞争关系中所取得的胜利也仅仅是形式化的胜利,而且这种形式化被无限地放大,经由竞争而获得自我确证和意义实现却变得越来越困难,自我与他者在竞争关系中确立和谐链条、达成共享意义空间变得越来越不可能。遗忘、忽视甚至消解他者的竞技体育,实际上切断了竞技者与周围场域作为一种整体存在的可能性,竞技者的成功除了炫耀以及炫耀后的彷徨以外很难得到真正的祝福和喜悦的分享,竞技者的失败带来的不是理性的自我强化、重塑而是怨恨、悲观以及为了获致成功更为工具理性的算计和经营,这是遗忘了他者的竞技体育的异化状态。

现代竞技体育中自我与他者此消彼长甚至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片面强化了自我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思维,其实是从根本上遗忘了主体的存在,或者说是彻底消解了主体,或者说造成了无主体的世界,由此引发的将是自我认同危机的普遍发生和对整个世界把握能力的降低甚至失去。德国哲学家胡塞尔将之称为“客观化的等同”:“在我的陌生经验中构造起来的共同体只能是他人的而非我们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唯一可以设想的交往是相互的异化或者说陌生化,唯一可以设想的平等是客体之间的平等。……这种客观化的等同就其本质而言是对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主体的主体性,即其构造能力褫夺的结果。失去了主体性的主体当然只能作为客体而存在,而一个被褫夺了其主体性,被客观化了的‘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也只能是一个没有构造能力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当然不可能成为客观世界的构造性源泉。”毋庸置疑,在现代竞技体育中这种相互客体化造成的普遍客观化是存在的,而且已经对本应充满生机、活力和创造力的本真竞技体育构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要实现竞技体育本真的回归,首先需要的就是从这种“客观化的等同”状态转变为“主体间的相互承认”关系,在这一点上,当代法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拉康提出的著名镜像理论和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提出的自我构成的他者视角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他者的存在在自我的主体地位确立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缺少了他者的注视和与他者的对比,自我无法实现认同的归一。我们都活在他者的目光之中(尽管这种目光可能充满了蔑视、敌意甚至仇恨),借助于这种目光我们确立与他者的关系,厘定自我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积淀自我人生的阅历,历练自我存在于世的经验,不断找寻自我未来的出路和走向——正是在这样一种过程中,自我成为了自我,确立了自我的与众不同。所以,我们要以一种积极的眼光来看待他者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把自我看成主体,也要把他者看成主体,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构思成为一种平等的和谐主体关系,由此才能超越他者的异在状态,构建起一个真正相互激励、充满创造力的和谐共同体。“这个有组织的共同体或者社会群体,使该个体的自我获得统一,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将这种肯定他者的和谐共同体称为“泛化的他人”,这个泛化的他人的态度是整个共同体的态度”。进而米德指出,人类个体要发展成为最完全意义上的自我,必须在这其中要蕴含积极的有意义的他者态度。

德国当代思想家霍耐特看到了米德基于他者视角的自我构成理论的积极意义,也指出了其中有待深化的地方:“米德仅仅有所涉及但依然没有高度重视的难点,就在于这么一种使命,即给予‘普遍化他者’(Generalisierten Anderen)以‘共同的善’,把每一个人都置于同一立场上,让他们理解自己对于共同体的价值,而无须限制他们自主的自我实现。因为,只有这种伦理的民主化形式才敞开主体相互承认的地平线,让具有平等权利的主体在其中以自己的方式为共同体同一性的再生产做出贡献,并相互承认他们自己的个体特殊性。”在此,霍耐特将这种肯定他者的自我理论明确以承认话语表达出来,使我们在厘定竞技体育中运动员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方面获得了更为明确的理论支持。

从这种承认视角来理解的运动员的竞争关系是一种平等的确证关系,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参与竞技者的身体与心灵在和谐的竞赛运动中得到完美的展示,竞争关系在公平规则所提供的自由空间中充分展现出追求超越、相互尊重、充分激励的积极意义,竞赛结果在抑或欢呼抑或悲叹的个人理智的情绪表达中得到认可和接受……整个竞技形成了一种共享的空间,在其中,自我与他者彼此获得了相互的积极承认,竞技者、观看者围绕着竞技运动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场域,运动员的拼搏及其相互和谐的承认关系让所有旁观者退场。卢梭在《论波兰政府》中通过对古希腊体育竞赛的描述表达了这种没有歧视性拒绝的完全融合性的承认关系:“在古希腊的体育竞赛中,优胜者是在全体公民包括其他参赛运动员的欢呼声和祝福中带上桂冠的。他们的出色表现不断地激发竞争意识和对荣誉的热爱,把古希腊人的勇气和美德发挥到无与伦比的水平。”这是真正竞技体育中运动员竞争关系的浓缩,这是现代竞技体育应该予以认真进行参照性反思的光辉典范。

4  主体间性的确认:运动员和谐竞争关系的精神主旨

与过度宣扬主客二分的主体性理论不同,主体间性理论采取了一种折中的路线,试图寻找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平衡。从胡塞尔的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意向性交流到哈贝马斯的关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再到弗洛伊德提升他者地位的“非同一性”的原则立场,无不清晰地表明“主体间性”是建立在对近代主客二分对立的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重视人存在于世的致思路径,突出了平等共在、对话沟通、融合激励、协同生成在社会关系处理中的积极作用与意义。我们在此强调的“承认”包含了对哲学上主体间性的印证与确认。基于承认视角的运动员的竞争是在对比、比较中实现的身体上的和精神上的自我超越,在体育竞赛中达成的一种包含肯定性力量的主体间性的相互确认。在这种主体间性的相互确认中,自我与他者放弃了以破坏性的消极眼光来看待彼此,在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层面上实现了积极的自我表达和确证。“缺乏竞技性,当然无从体现一种竞赛精神。有了竞赛精神,我们可以把自己当成对手,自我超越,自我克服,如果能够坚持不渝,那么,肯定会带来身心面貌的改观。就体育赛场而言,竞赛精神更是不可或缺了。对于竞赛选手来说,对手不仅是对方,而且也是自己”。作为一个对手或挑战者,他们不仅重视比赛的结果,而且重视通过与对方抗衡的过程来检验自己,共享的过程使竞技比赛更有意义。也就是说,运动员的竞争关系应该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在其中,竞赛主体间能够相互比较、借鉴,尽管竞赛的结果会有成绩上的成功与失败,但从更深层次的哲学存在论意义上来看,竞赛的结果没有失败者,因而不管是成绩优胜者还是失败者在竞赛中都得到了成长和积累,实现自我更为积极的存在状态。更具体来看,在运动员的竞争关系中,竞赛对手是自我拼搏与超越的重要参照,可以让自我在竞赛中发现身体上的缺陷和精神上的不足,并通过努力拼搏加以不断克服。在竞技体育中,相互竞赛者之间共同演绎和确证着竞赛规则,在对竞赛规则的尊重、遵守和捍卫中表达着自我对于共同面对的世界的理解和感悟,由此理解的运动员之间的竞争超越了狭隘的此消彼长甚至你死我活的对立层面而进入到相融相生的共赢局面: 即比赛不仅是运动员对彼此力量、技能等身体素质的相互激发和充盈激荡,更是对主体间性蕴含的共享共融、协同进步的尊重、认可和赞赏。

另外,运动员之间应该确立的主体间性的承认关系是真正的体育竞赛公平精神的内核。何谓“公平”是一个由来已久、无从解答的难题,公平问题在哲学史上“主体”概念诞生以后获得一条更为合理的解释路径。公平与否的预设性前提是双方处于同一论域中的平等地位上,这种平等地位是社会历史背景所赋予的,也是处于公平论争中的双方或多方相互之间所承认的。具体到运动员的竞争关系来看就是,体育竞赛的公平精神体现了参与竞赛的各方之间主体地位的确立,竞争关系是一种处于平等地位的主体间性关系,由此通过竞争获得的成功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承认,才配得上鲜花、掌声和欢呼。公平性“是被人类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体育精神,它是竞技体育的精髓,也是竞技体育赖以生存的根基。离开了公平、公正和真实,竞技体育也就毫无意义”。在运动员的竞争关系中蔑视甚至破坏公平规则,从根本上来将是对处于竞赛中的自我与他者主体地位的严重伤害。比如,服用兴奋剂及其他违禁药物来获取竞赛优胜成绩,这首先是对自我身体的工具化降格和自我主体地位的贬低,更是对同处竞争关系之中的他者的不尊重。由此而来的这种竞争关系不可能是一种真正的主体间性的承认关系,同理取得的竞赛成绩代表的更不可能是光辉与荣耀而只能是蔑视与欺诈。

按照西方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观点来理解,基于承认的竞争关系的确立预示一种尊严时代的到来,它是对荣誉时代的扬弃,因为尊严蕴含了人与人之间人格上的真正平等与尊重,是与现代民主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的,而荣誉则代表了一种高人一等的差序社会格局,是与传统等级社会息息相关的。当然,推崇和提倡承认,并不是要完全忽视甚至消解人存在的前提性背景,而是要在交往日益普遍化的当今时代重新思虑一种更为积极健康的人际关系。概而言之,体育竞赛公平精神的内涵是竞赛各方相互之间主体间性的平等承认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各方都作为具有明确主体意识的主体而非作为简单消极的客体物而存在,各方对对手的尊重就是对自己的尊重,各方对于规则的遵守就是对于相互之间共同信念的遵守。惟有坚守这种主体间性的平等承认关系,才能真正捍卫体育竞赛的公平精神,也才能真正使体育竞赛深入人心。

5  结语

承认理论是当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它提出了隐藏在人类社会行为( 当然也包括竞技体育行为) 背后的深层次精神动力问题,也就是说,在当今时代人类的很多行为都在为承认而奋斗。运动员的竞争关系蕴含的是参与竞技的各方之间的一种主体间性的平等承认关系,现代竞技体育功利化、工具化、资本化的倾向是对这种关系的遮蔽甚至践踏,回归运动员竞争关系的本真状态需要我们呈现这种真正的平等承认关系。基于此,运用这种承认理论来深入剖析当代竞技体育中运动员的竞争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化和拓展对其竞争关系本然状态的理性认知,对于规治竞技体育领域中的不良现象,实现竞技体育之捍卫公平、追求卓越、完满自我的精神主旨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摘自:施文海,竞技体育中运动员竞争关系的社会哲学审视——基于一种“承认理论”的视角——《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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