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冠联赛万博app|官网|欢迎您!

关闭阅读
论坛
论坛
教练园地
教练园地
训竞文摘
训竞文摘
专项题录
专项题录
体育新著推荐
体育新著推荐
论坛

奥运视角下我国竞技体育实力变迁研究

    总结历史旨在镜鉴未来,新中国七十年,竞技体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我国竞技体育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实力”视为“逾越障碍和影响结果的能力”,竞技体育实力通常以重大比赛金牌奖牌数量作为核心指标来反映,且通过奥运金牌数、奖牌数以及奖牌榜排名来评价。然而竞技体育实力则是竞技体育主体逾越竞技实践鸿沟和决定竞技表现结果的专有能力,亦即“参加重大比赛以及获得最优结果的能力”。本文以新中国七十年以来,主要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上取得的金牌、奖牌数量及奖牌榜排名为出发点,探讨七十年竞技体育发展脉络和成就,科学定位新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国际地位,以期为我国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及实现体育强国愿景提供历史借鉴。

1  新中国竞技体育实力解析

1.1  参赛实力变化特征分析

参赛是获得竞技结果的基础前提,参赛实力作为竞技体育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变化趋势也可侧面反映出竞技体育实力的强弱。建国以来,历届夏季奥运会中我国参赛总人数达5226人,参赛运动员总人数占60.9%,占历届奥运会参赛运动员总数的31.5%;夏季奥运会参赛项目总数达207大项,占历届奥运会设项的87.3%;冬季运动员参赛总人数达595人,共参加了49大项、393小项冰雪项目竞赛。我国在奥运参赛总人数、运动员参赛人数、参赛项目上已形成较大规模,为全项参赛奠定基础。


    







    夏季奥运会的参赛规模呈现出2倍的递增趋势(见表1),在第29届中出现峰值(见图1),说明该届奥运会中我国参赛规模达到最大,这也是由于2008年作为承办国的东道主全面参赛、全面备战奥运战略息息相关。相对于夏季奥运会,冬季奥运会运动员参赛占比变化图较为平缓,处于缓慢上升趋势,仅在第22届冬季奥运会中我国参赛运动员总数占参赛运动员总数比出现阶段性下降趋势,这一方面说明该届冬季奥运会中随着该界奥运会中设项的增多,我国冰雪竞技水平未能获得参赛资格,另一方面说明世界参赛国家的增多,其运动员总数也随之增加,我国的参赛占比降低,也为我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带来挑战。

   剔除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东道主效应,运动员参赛人数也由最初的225人增至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416人,运动员人数占比由3.00%增至4.00%,参赛项目由洛杉矶奥运会的16大项增加至里约奥运会的26项,占历届夏季奥运会项目设项比由76%增加至93%;此外,冬季奥运会奥运会参赛运动员总人数增幅接近3倍,达冬季参赛资格的项目由第13届普莱西德湖的18项增加至韩国冬奥会的55项。综上而言,建国70年来,我国无论在普及度较高的夏季运动项目,还是发展相对滞后的冬季冰雪项目,其参赛实力都呈现出逐届递增的趋势,达到历届参赛资格项目占比的同步增加,侧面反映出我国竞技体育实力的不断增强,呈现出由“少”到“多”的态势。

    对比冬季奥运会、夏季奥运会参赛情况可知(见图1、图2),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1)夏季奥运会中,历届参赛运动员人数占本届运动员百分比达到5%左右,而冬季奥运会我国历届参赛运动员人数仅占本届运动员百分比的3%左右;(2)夏季奥运会项目的参赛资格率发展达到90%以上,而冬季运动项目的达到参赛资格项目仅占历届设置项目数量的50%左右,可见,我国冬奥会项目发展较缓慢,在历届冬奥会设置的项目中,即有50%的运动项目我国未能达到参赛资格,即有50%的运动项目我国未能派出运动员参加,说明我国冰雪运动人才尚处于“供不应求”的阶段,人才的选拔与培养尚不能满足冬季奥运会项目设置的需求,这与冬季冰雪运动项目竞技特征要求以及冰雪运动项目在大众的普及度有密切关联性。

1.2  奖(金)牌数量变化特征分析

   众多研究表明:金牌数量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顶级选手的数量,是竞技实力直接而具体的反映,而奖牌的数量体现出冲击金牌的实力[3]。建国以来,我国冬、夏奥运奖牌总数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见图3、图4),夏季奥运会奖牌变化图在第29届北京奥运会金、银、铜达到峰值,之后的两届奥运会中出现降势,反映由北京奥运会的东道主效应逐渐消失。此外,第31届里约奥运会中的奖牌总数大于第28届奥运会中的奖牌总数,说明我国夏季奥运会整体竞技实力还处于上升趋势,然而两届奥运会金牌数量前者小于后者,说明我国的传统部分夏季奥运会金牌优势项目面临着挑战,其在世界所具有的竞技优势逐渐下降。冬季奥运会相对而言,奖牌数量的增长较为缓慢,我国参加的前3届冬季奥运会中,并未获得任何奖牌。1992年第16届冬季奥运会中,获得3枚银牌,实现了奖牌的“零”突破。对比历届冬季奥运会奖牌、金牌变化趋势,两者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前者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且无较大的上下波动,而后者上下波动幅度较大,第19

 




 

届冬季奥运会实现金牌“零”突破之后,第21届达到峰值获得5枚金牌,然而在2018年韩国冬奥会中金牌获取跌至1枚,冬季奥运奖牌数量变化的稳定性侧面反映出我国冬季冰雪项目已经具有一定竞技实力,而金牌数量出现较大波动,说明我国的冰雪优势运动项目竞技实力不稳定,尚未形成绝对的竞技优势与竞技实力。

1.3  奖(金)牌榜排名榜变化分析

   奖(金)榜排名可以反映各国竞技实力在世界的竞技地位,在世界竞技体育格局中,通常将奖(金)牌榜前3名划为“第1集团”,奖(金)牌榜4—8名划为第2集团,其余的为第3集团。




 

   由奥运会金牌榜排名可知(见表2),我国整体竞技实力在是世界的竞技排名中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夏季奥运会由1984年的金牌榜第4跃升至2008年的金牌榜第1,虽然我国历届夏季奥运金牌榜排名呈现出弹性变化,但从悉尼奥运会开始,中国竞技体育实力呈现出稳定的态势,稳居世界金牌榜前3。我国冬季奥运会奖牌榜排名则呈现出较大的波动,第17届冬季奥运会中,居于奖牌榜19,第21届冬季奥运会突破奖牌榜前10,跃升至奖牌榜第7,然而在刚结束的平昌东奥运会中,跌落至奖牌榜16,我国冬季奥运会排名的上下波动,说明我国冰雪项目竞技实力不稳定,优势运动项目不突出,与世界冰雪竞技强国具有较大的差距。相较于冬季奥运会竞技实力,我国夏季奥运会竞技实力虽位于“第1集团”,但我国历届夏季奥运会奖牌总数仅占历届奥运会奖牌发放总数的7.5%,金牌总数占9.9%,与欧美等竞技强国相比,仍然具有较大的差距。面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来自亚洲东道主国家的挑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全面参赛的挑战,我国竞技体育整体竞技实力还需要不断提升,全面提高夏季奥运会竞技实力,减小与世界竞技强国的差距,稳定冬季冰雪运动项目竞技实力,提升冬季奥运会项目的竞技地位。

1.4  优势、潜优势和落后运动项目的形成

1.4.1  优势项目与“夺金点”

   奥运项目“夺金点”即奥运会竞赛中具有争夺金牌竞技实力的运动项目,历届夏季奥运会中,金牌项目虽由最初的6大项增至21项(见表3),但金牌主要分布项目跳水、举重、乒乓球、体操、射击、羽毛球、游泳7大项目之中,且仅有跳水、乒乓球项目在历届奥运会中维持稳定的金牌点;近3届奥运会中,虽新增赛艇、帆板帆船、蹦床、拳击、射箭、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但金牌数量占比不足5%。相较于夏季奥运会夺金项目,历届冬季奥运会中金牌项目仅分布于速度滑冰、短道速滑、花样滑冰、自由式滑雪4个项目之中,其中短道速度滑冰项目获得金牌总数为10枚,占冬季奥运会我国金牌总数的76.9%,是我国冬季运动项目的主要夺金点,速度滑冰、花样滑冰、自由式滑雪分别仅获得1枚金牌,与我国速度滑冰项目竞技实力相差较大。此外,9届夏季奥运会中,三大奥运基础大项奖牌总数占我国奖牌总数的16.0%,所得金牌数仅占我国金牌总数的11.5%,球类项目“金牌点”局限于小球项目,“三大球”仅排球在奥运竞技赛场上具有争金夺银的实力。冬季奥运会项目冰雪竞技实力相差巨大,雪上项目仅空中滑雪项目获得1枚金牌。

   可见,无论是具有一定竞技实力的夏季奥运会,还是发展较为滞后的冬季奥运会,金牌项目具有高度集中性,按照运动项目竞技能力主要因素划分,夏季奥运会夺金项目主要集中在技能主导难美性、准确性、隔网对抗性项目,冬季奥运会夺金项目更是集中在体能主导速度性项目中,这一方面说明技能主导项目是我国的优势运动项目,在世界具有先进的竞技水平,该项群内较劣势的奥运项目可借鉴金牌项目发展经验,提升运动竞技水平;另一方面,当前,美国以速度性、同场对抗性项群为主要竞技特征,英国以耐力性项群为主要竞技特征,我国与俄罗斯主要技能主导类项群为主要竞技特征,说明我国在体能主导类、速度性、同场对抗性项群项目尚处于劣势,与世界竞技强国差距较大,应重点发展体能项目,增大我国奥运项目夺金点,促使奥运“金牌点”的多元化发展,竞技实力的整体增强。





1.4.2  奖牌分布中的性别失衡

   建国以来我国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中男、女子项目分别获得奖牌总数为254枚、340枚,女子项目奖牌总数远超于男子总数,说明我国奥运女子项目竞技实力整体高于奥运男子项目,呈现出“阴盛阳衰”的局面。

   由图5可知,随着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我国男、女项目奖牌数量整体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剔除29届、30届奥运会的“东道主”效应,男子项目在23届奥运会中获得22枚奖牌增至28枚,增长率为27.3%,女子项目则由16枚增至41枚,增长率为156%,可见在历届奥运会中,女子项目整体竞技实力增长速度高于男子项目,说明我国奥运女子项目整体发展较快,承载着我国奥运竞赛中主要的“奖牌点”。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由于我国多数女子项目还尚未参赛,因此该届奥运会中,我国的“奖牌点”“金牌点”主要集中于男子项目,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苏联、德国等重返奥运赛场,促使世界竞技赛场激烈性增加,我国在该届奥运会中仅获得5枚金牌,男子项目获得2枚,女子项目获得3枚,该届奥运会中,我国女子项目奖牌总数首次超过男子项目,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开始凸显阴盛阳衰的局面。第24届奥运会之后,我国男、女项目竞技水平逐渐增加,分别在第25届、28届男、女项目奖牌占比图中出现较大的拐点(见图5),说明这两届奥运会中我国男、女奖牌占比差距最大,可见这两届奥运会中,我国男、女项目竞技实力相差甚远,女子项目主要占据着我国“奖(金)牌点”。第29届奥运会中,我国男女奖牌差值出现下降,这与我国东道主参赛有直接关系,但接下来的30、31届夏季奥运会中,男女奖牌差又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说明随着我国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我国夏季奥运男女项目发展均衡性得以好转,随着东道主优势的褪去,我国男女竞技实力非衡性问题又逐渐加重。




 

   由图6可知,女子冰雪项目占我国冬奥奖牌总数的64%,而男子项目仅占26%,可见,冬季冰雪项目男、女竞技实力同样凸显出“阴盛阳衰”非横性发展。第18届冬季奥运会中,男子短道速度滑冰项目取得突破,取得两枚银牌,开创了我国男子项目获得奖牌的先河。截至目前为止,我国女子项目共取得金牌10枚,占我国冬季奥运会项目金牌总数的76.9%,可见女子项目占据了我国冬季冰雪项目的主要“金牌点”。随着我国冬季冰雪项目的发展,男子项目也在不断增强,2018年韩国冬奥会中,仅男子项目获得1枚金牌,女子项目无金牌收获,然而女子银、铜牌总数是男子项目的2倍之多,可见,女子项目具有较强的竞技优势,仍然是冬季奥运会中主要奖(金)牌项目的竞技实力提升点。

1.4.3  奥运会项目“奖牌点”

通常将已获得过金、银、铜牌的项目确定为优势运动项目传统优势项目作为我国在奥运会与世界各国竞争中的重要利器,也是我国稳居世界各国竞争的重要利器。历届夏季奥运会中,我国有31项奥运会项目获得奖牌(见图7),相对于奥运会金牌项目增添高尔夫、花样游泳、艺术体操、曲棍球、沙滩排球、现代五项、中国女足、中国女篮、女子手球、女子垒球10项。其中,跳水、举重、乒乓球、射击、体操、羽毛球、游泳各项目奖牌总数超过40枚,是我国奥运会竞赛中的主要“奖牌点”,其共获得奖牌381枚,占我国奖牌70%,而剩余的24项奥运奖牌总数仅占我国奖牌总数的30%,可见我国奥运会奖牌数量虽然排名靠前,但是我国奥运会奖牌项目分布较狭窄,“奖牌点”主要集中在重竞技、水上项目以及乒、羽等运动项目上,项目奖牌覆盖率较低。田径作为奥运奖牌大项,美、俄、牙、肯四国占据了历届奥运会上的50%左右的金、奖牌,而9届奥运会中我国仅共获得22枚奖牌,且“奖牌点”主要集中在投掷及竞走类项目,快速力量、速度性、综合类项目与美、俄等竞技强国相差甚远。篮、排、足三大球虽然在都出现在我国奥运会奖牌榜上,但仅局限于女子项目,且只有排球3次荣登金牌榜,而在1984—2016年9届奥运会中,中国女篮仅在第23届摘得1枚铜牌、女足仅在第26届奥运会中摘得1枚银牌后再无所获。我国参加的11届冬季奥运会中(见表4),我国奖牌主要分布在短道速度滑冰、速度滑冰、花样滑冰、自由式滑雪、冰壶、单板滑雪8个项目中,其中冰上项目奖牌占奖牌总数的82.3%,雪上项目占17.7%,冰雪项目竞技实力巨大差异也映射出奖牌的高度集群性。




 

   由图8可见,虽然历届奥运会中,我国冰雪项目的金牌点增幅不大,但在近3届奥运会中,我国冰雪项目冰壶、单板滑雪都实现该项目奖牌“零”突破,促使中国身影出现在逐渐在冰雪项目奖牌榜上出现。纵观我国参加的11届冬奥会奖牌分布,短道速滑作为我国传统冬季优势项目,虽在历届冬奥会中都有奖牌的摘得,但其项目优势不稳定,

奖牌、金牌数量变化呈现出上下波动状态,说明随着世界冰雪项目的发展,冬季奥运会项目的增加以及运动规则的改变,传统的冰雪项目对运动员竞技能力与竞技水平要求也更强。其次近年来,冬季奥运奖(金)牌的国家分布逐渐增多,呈现出由集中到多元分化的趋势,作为冰雪项目发展中的国家,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当前我国冬季竞技实力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具有很大的差距,但日、韩冬季优势运动项目与我国趋于一致,是我国冬季奥运会主要的竞技对手,2018年平昌冬奥会我国短道速滑男子项目摘得金牌,该项目取得突破,为我国冬季冰雪项目得发展增添了信心。2  我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提升的路径设计

2.1  发挥“夏”帮“冬”、“女”助“男”的互补发展

   无论从参赛实力还是竞赛结果分析,相对于冬季奥运会,我国夏季奥运会竞技实力发展已经较成熟,整体竞技实力已经稳定在世界前列。冬季奥运会、夏季奥运会项目虽然在运动环境、运动器材、场地等方面存在区别,但其运动项目主导竞技能力、运动成绩评定方法、运动项目动作结构具有相似性。




 

   1)首先,寻求共性特征。依据项目竞技能力发展需要,分析冬季奥运会、夏季奥运会项目相似运动项目之间运动员培养、运动训练、运动参赛、竞赛之间的协同,剖析优秀女子运动项目同项目男子项目的发展瓶颈,从问题宏观出发,层层分解求办法;(2)构建协调链接。当掌握冬季奥运会、夏季奥运会项目竞技能力要求的相似性,则需要对夏季奥运会优势运动项目与冬季奥运会劣势项目的各个主体进行协同,将冬季奥运会、夏季奥运会相似项目各级部门协调对接,创设冬季奥运会、夏季奥运会竞技项目协调链接工作机制,高效协调冬季奥运会、夏季奥运会法运动项目之间的资源配置;(3)相互协同发展。针对冬季奥运会基础薄弱运动项目发展需求,引进夏季奥运会相似优势运动项目训练理念、训练方法,共享具有多项目竞技能力的竞技人才,促进运动人才资源的协同发展;例如:我国夏季奥运会金牌项目主要分布于技巧类项目(体操、跳水等),而同属于冬季雪上项目技巧类项目(花样滑雪、滑雪翻腾等)可学习其竞技水平提高的训练理念模式,提升自身竞技实力。针对落户男子项目,学习其女子优势项目运动员培养经验,缩小男女项目差异,促进男女项目的融合创新。

2.2  强化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与国民体育参与的内生动力

   后备人才作为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源头和基石,后备人才的储备数量和质量,是未来中国从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的核心力量。需要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实行“三+”协同发展模式中提高我国后备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储备。(1)首先,加强学校体育“体教结合人才培养”,增设运动项目在学校的开展,提高中小学青少年体育项目运动的参与,为后备人才的选拔培养奠定少年基础;(2)开展群众体育赛事,发展社会俱乐部,尤其针对基础薄弱运动项目,积极调动社会各界对该类运动项目的参与,为项目的发展、后备人才的选拔提供群众基础;(3)完善竞技体育人才梯队建设,科学落实“跨界跨项人才选拔”战略,加强“三级”选拔体制与“跨界跨项”的融合发展,实现对高水平运动员的高效培养;(4)促进“三+”模式的协同发展,完善“三+”模式竞技后备人才管理机制体制,促进对竞技后备人才资源的流动,实现对运动员的科学、高效培养,从而提升我国运动项目的竞技水平。

   此外,针对优势运动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发展,促进高水平运动员的个性化培养,提升优秀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保持储备项目金牌优势;对于潜在优势运动项目后备人才发展,完善人才梯队建设,一方面注重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一方面注重项目的群众基础的建设;对于劣势运动项目后备人才的发展,加强专业人才梯队建设与业余运动队的同步发展,以期促进社会各界对运动项目的良性认识。

2.3  协同“尖刀”效应与“木桶”效应的融合创新

   面对当前世界竞技格局的变化,单凭传统优势运动项目在我国竞技体育实力凸显的“尖刀”效应,已不能满足我国竞技实力的提升,需要加强运动项目短板的发展,即突破潜在优势运动项目的发展,提升劣势运动项目的发展。

   1)首先,清晰定位我国奥运会项目竞技优势与劣势。依据近年来各运动项目奥运成绩,准确定位各运动项目竞技水平,对于优势运动项目而言,是否在国际上有绝对的竞技优势,绝对竞技优势在竞技能力哪一方面,其他方面的竞技能力如何去提高。对于劣势运动项目而言,积极探索运动项目的发展的困境之处,从后备人才选拔培养、运动训练实施、运动参赛、竞赛组织管理等方面层层剖析,审视我国劣势运动项目与竞技体育强国的差距之处;(2)在对整体运动项目的准确定位之后,加强优势项目的保持、潜优势的突破、劣势项目的提升。传统优势运动项目作为主要夺金点,对项目竞技水平提升的发展需要实施优先政策,降低传统优势运动项目的“滑铁卢现象”概率,保持强势的竞技实力,增强“金牌”的获得率;潜优势项目属初出茅庐阶段,应紧抓这类运动项目发展优势,深刻认识运动项目发展存在的问题根源,全面保障该类运动项目竞技水平的提升,实现项目奖金牌数目的突破;劣势运动项目是属当前在我国竞技水平较低运动项目,该类运动项目发展要走出国门,紧跟国际竞技节奏,提升国际比赛的参与度,在与国际竞技体育强国较量中提升自己。

2.4  坚持举国体制与特色中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定位

   回首建国以来竞技体育发展历程,得益于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竞技体育整体实力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当前,世界竞技格局发生变化,各国竞技优势凸显不断上升,冬季奥运会、夏季奥运会奥运项目优势出现分散趋势,政府的“大包揽”已不能满足当前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的发展,一方面结合我国特色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制定运动项目发展举措。“弃糟粕、取精华”,加强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健全运动项目协会化管理制度,借鉴以美国为首的竞技体育强国竞技体育职业化运作、竞技体育市场化运营经验,完善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构建特色中国竞技体育发展之路。另一方面在市场规律、市场资源的配置具有决定作用的今天,依托市场经济完善对竞技体育项目的改革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单纯的依靠市场主导,脱离的政府的管辖,一些市场化发展不高的优势项目,其项目发展得不到市场维系。应明确不同竞技运动项目发展需要,发挥政府与市场间的合力,扬长避短来良性定位竞技体育运动项目。

2.5  规范竞技体育的科学化与系统化的协同管理

   在信息化引领时代发展的新时代,国家竞技体育的发展,运动项目竞技水平的提高与国家的科研团队建设、国家科学技术的支撑有着紧密的联系。面对新时代世界竞技体育的严峻形式,需要从组织制度、内容方法等出发加强运动训练科学化管理。

   1)首先,在组织制度层面,不能“以一盖全”,需要依据不同运动项目发展需求,实施对运动队的“个性化”组织管理,组织加强专业教练员的培养,促进对优秀运动员的个性化训练的科学安排实施;加强与医疗、科研等组织机构的多边联系,共同推进运动项目运动训练科学设计的实施;(2)在内容方法层面,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不仅要突破“国门”限制,加强运动项目发展的“走出去、引进来”的二次创新,更要打破“领域”壁垒,实现“多领域科技+运动训练”的科学监控发展,从而全面完善运动队专业设备以及后勤保障团队的建设。

3  结语

国运盛,体育兴。经过70年的砥砺奋进,我国竞技体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和价值,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竞技体育是十分艰苦的事业,其发展经历建国初期的“动荡低谷期”到新时代“全面提升期”的转变,从参赛实力到竞技成绩的获得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然项目竞技实力变化也显现出“金牌点”的单一性、男、女竞技实力的非横性、奖牌项目的“集群性”特征。正如此,寄寓于时代下的2020年第32届夏季奥运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仍需抓住其所带来的竞技体育发展机遇与挑战,在坚持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与特色中国竞技体育的顶层设计的基础上,保持竞技实力“尖刀”效应、提升“水桶”效应,促进“夏”帮“冬”、“女”助“男”互补式发展,不断提高奖(金)牌项目覆盖率,减小男、女竞技实力差距,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与国民体育参与的协同发展以及加快竞技体育科学化与系统化的发展,以期促使我国竞技体育实力的多元化发展。

——摘自:王阿婷,曹宗航,熊焰,奥运视角下我国竞技体育实力变迁研究——《四川体育科学》,2020.01

实力展望与备战启示:基于2020年东京奥运周期中日竞技实力分析

正在向我们快步逼近的2020年奥运会将在日本东京举行,这对东道主日本来说是促进经济复苏、民族自豪感和社会体育转型的大好时机。为此,日本奥委会早在2013年11月28日就确立了“金牌数世界第三”和“全部28个项目获得奖牌”的东京奥运目标。2018年6月6日,日本奥委会又公布了东京奥运会要获得30枚金牌的目标。毫无疑问,日本野心勃勃的目标,剑锋直指里约奥运会以26枚金牌排名世界第三的中国。然而,东京奥运会对于中国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东京奥运会将是我国实现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实现第一个百年计划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要历史时期展现综合国力的关键性比赛。中国奥运军团将肩负着扬眉吐气、重塑辉煌的重要使命。另外,中日两国特殊的国际关系和民族情愫,促使东京赛场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东京奥运会也成为了我国“输不起的奥运比赛”。面对自身竞技体育实力的一路急剧下滑和日本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东道主优势,我国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奥委会主席苟仲文多次在各大会议中表达了东京奥运形势之严峻。运动训练学界的领军人物田麦久教授在“里约反思录”讲座中,也谈到中国竞技体育面临着被日本超越的现实危机。著名社会体育学家卢元镇则认为,日本在东京奥运会上很有可能完成30金的目标,而中国要找到有把握的30个夺金点却不容易。一时间,体育学界关于日本有可能在东京奥运会上超越中国的声音甚嚣尘上。那么东京奥运周期中国和日本的竞技实力究竟孰强孰弱?日本真的会在东京奥运会超过中国吗?中国又应当从哪些方面加紧备战?本文拟在对比分析东京奥运周期中日奥运项目竞赛成绩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1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日选手参赛成绩;2017、2018年、2019年(截止到10月13日)中日参加各单项世锦赛、世界杯赛奥运项目的成绩以及年度世界排名情况。(按照世锦赛、世界杯赛、世界排名的顺序选取一年中水平最高的一项赛事或排名进行奥运项目成绩统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中国知网(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体育资讯网、各奥运项目国际联合会官网,了解奥运会竞技实力相关的期刊文献,收集、整理和分析2020年东京奥运周期内中日两国在世界重大比赛奥运项目中的竞赛成绩。

1.2.2  比较分析法

比较分析中日两国在2020年东京奥运周期内世界大赛奥运项目上获得的奖牌情况以及金牌和银、铜牌项目性别分布和项群分布的格局特征。

1.2.3  逻辑分析法

运用运动训练学和逻辑学理论对收集归纳的数据进行逻辑推理,并推理预测出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日两国可能获得的金牌数。

2  分析和讨论

2.1  东京奥运周期中日竞技实力分析

国家或地区的竞技实力是通过参加重大比赛而表现出来的。竞技表现是竞技实力的展示。人们常用金牌数、奖牌数以及总分这三个指标来评价和比较重大国际赛事中参与国(地区)的竞技实力。另外,金牌、奖牌的项目分布可以客观的反映出参与国(地区)金牌、奖牌的项目布局结构以及各个项目的竞技实力。故本文研究选用金牌数、奖牌数、奖牌积分(金牌9分、银牌7分、铜牌6分)以及金牌、奖牌项目分布这几个指标来分析中国和日本在东京奥运周期的竞技实力。




 

2020年东京奥运会共设33个大项,339个小项,与2016年里约奥运会相比共计增加34个小项,减少1个小项,调整34个小项。2017年共计统计336个小项成绩,其中拳击、举重(未去掉一个男子小项)、摔跤3个大项中小项目级别以及帆船帆板项目的混合小项尚未作出调整,均按照里约奥运会设置小项统计成绩。射击混合10米气步枪、混合10米气手枪、混合飞碟多向3个新增小项无世界重大赛事,故未统计成绩。2018年共计统计338个小项成绩,射击混合飞碟多向无世界重大赛事,故未统计成绩。2019年(截止到10月13日)共计统计282个小项成绩。

2.1.1  东京奥运周期中日金、奖牌数量及奖牌积分分析

金牌数反映参赛国顶级竞技人才的数量,奖牌数反映参赛国的总体实力和基础厚度,奖牌积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参赛国竞技实力的强弱。由表1可知,中国在东京奥运周期2016、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上分别获得金牌26、24、32、38枚,分别获得奖牌70、72、86、84枚,分别获得奖牌积分516、523、642、643分。抛除2017年举重未出征世锦赛,周期内中国无论是金、奖牌数量还是奖牌积分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日本在东京奥运周期2016、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上分别获得金牌12、24、22、15枚,分别获得奖牌41、57、68、48枚,分别获得奖牌积分290、430、501、353分。周期内日本夺金实力显著提升,奖牌数量持续大幅增加,奖牌积分上涨明显,整体竞技实力提升迅速。但2019年从已统计项目的金、奖牌数量和奖牌积分来看,竞技实力或会出现小幅下降。从整体上来看,周期内中国和日本金、奖牌数量相比里约奥运会均有所增长,两国竞技实力差距先快速缩小后逐渐扩大。

2.1.2  东京奥运周期中日奖牌项目分布

统计奖牌的项目分布,可以看出周期内两国奖牌项目布局结构的变化情况,同时直观地帮助我们了解各个项目的竞技实力。由表2可知,中国在2016、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上分别有10、10、11、14个项目获得金牌,周期内前三年金牌分布面较为稳定,今年的世界大赛上金牌分布面拓宽,更多的项目展现出夺金实力。跳水、举重、乒乓球、游泳、竞技体操、羽毛球6个项目东京周期共获得88枚金牌,占金牌总数的73.33%,为我国的主要夺金项目。中国在2016、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上分别有19、17、17、18个项目获得奖牌,周期内奖牌分布面略微缩小。跳水、举重、乒乓球、游泳、竞技体操、羽毛球、田径、射击、跆拳道9个项目东京周期共获得247枚奖牌,占奖牌总数的79.17%,为我国主要夺牌项目。日本在2016、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上分别有5、9、9、7个项目获得金牌,周期内金牌分布面明显拓宽。柔道、摔跤、游泳、空手道、羽毛球、竞技体操6个项目东京周期共获得60枚金牌,占金牌总数的82.19%,为日本主要夺金项目。日本在2016、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上分别有11、15、14、12个项目获得奖牌,周期内夺牌点增加明显。柔道、摔跤、游泳、空手道、羽毛球、竞技体操、田径、乒乓球8个项目东京周期共获得174枚奖牌,占奖牌总数的81.31%,为日本主要夺牌项目。从整体上来看,周期内中国金、奖牌项目分布面较日本更为广阔,两国除重点夺金、夺牌项目以外,其他项目夺金、夺牌点较少且实力不稳定。

2.2  东京奥运会中日军团实力展望

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了因果定律,它指无论哪一方面的成功或失败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的必然,即每个结果都有特定的原因。那么,东京奥运周期内中日两国运动员获得世界重大比赛的金牌也并非偶然,这是其竞技实力强劲的有力说明。我们能由果溯因,反之,我们也能由因推果,通过分析周期内中日两国的竞技实力水平情况,来推测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比赛结果。

基于前文对东京奥运周期中日参加世界大赛获得金牌项目分布的分析,本研究将中日两国在东京奥运周期内两次或两次以上世界大赛获得金牌的项目归为“重点夺金项目”;将中日两国在东京奥运周期内一次世界大赛获得金牌的项目归为“一般夺金项目”;将田径、游泳、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等3个金牌设置多但中日两国夺金点少的项目单独归类,归为“基础大项”。下文研究中主要依此三类项目对2020年东京奥运会中日军团可能获得的金牌数进行预测。

2.2.1  中国军团实力展望

2020年东京奥运周期中国竞技实力格局来看,中国在东京奥运会上若能正常发挥,有望在以下项目中获得金牌。

第一类“重点夺金项目”。中国跳水项目在2016、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奥运项目上分别获得7、5、8、8枚金牌。其中,2017年跳水世锦赛中国参赛队伍融入了大量新鲜血液,缺乏大赛经验的小将们在比赛中并未发挥出最佳实力水平,但后续两届世锦赛都表现除了集团优势。考虑到跳水项目属于评分类,我们无法控制裁判的执法行为,预计东京奥运会可获得7—8金;举重项目2017年世锦赛由于兴奋剂问题被禁赛,2016、2018年、2019年世界大赛奥运项目上分别获得5、6、10枚金牌,今年世锦赛上中国队创造了二十多年来的最佳成绩,预计东京奥运会该项目可获5—10金;乒乓球项目在2016、2017、2018年世界大赛奥运项目上均获4金,2019年世锦赛上包揽男单、女单、混双3枚金牌,今年世锦赛上虽无男、女团体项目,但周期内这两个项目夺金实力十分稳定。东京奥运会乒乓球混双比赛将产生该大项的第一块金牌,东道主日本对这块金牌也是势在必得。届时到底谁能坐上冠军宝座,我们拭目以待。预计东京奥运会可获得4—5金;羽毛球项目在里约奥运会、2017,2018年世界大赛均获2金,2019年世锦赛上仅有混双1枚金牌入账。从今年世锦赛的结果来看,我国羽毛球项目形势并不乐观,竞争对手日本实力也已明显超越我们。目前,中国羽毛球队正处于新老交替阶段,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表示,东京奥运会可能有90%以上的运动员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但我国羽毛球还是具备一定竞争力,预计东京奥运会可获

 




 

1—2金;竞技体操项目在里约奥运会上一金未得,2017、2018年世界大赛上竞技实力稍有回升,分别获得3金和4金,但今年世锦赛上仅获得3银2铜,这是中国体操队26年来首次在世锦赛上无金而归。现距离东京奥运会仅剩十个月,中国体操队还需拿出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全力冲刺,预计东京奥运会可获得0—4金;蹦床项目在2017年和2018年世界大赛分别获得1金,预计东京奥运会男子蹦床项目可获得1枚金牌;射击项目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获得1金,2018年世界大赛获得2金,3枚金牌分别来自于不同的小项,考虑到射击项目受运动员心理能力影响比较大,比赛结果具有不确定性,预计东京奥运会可获得1—3金;跆拳道项目在里约奥运会和2019年世锦赛分别获得2金和1金,预计东京奥运会可获得1—2金。综上所述,东京奥运会中国在“重点夺金项目”上预计可获得金牌20—35枚。





第二类“一般夺金项目”。拳击、摔跤、柔道、场地自行车、高尔夫、排球、篮球3v3、击剑、射箭9个项目均在东京奥运周期内一次世界大赛中获得过1枚金牌。拳击项目在周期内拿到1枚金牌和多枚奖牌,预计东京奥运会女子拳击能拿到1枚金牌。摔跤项目在2018年世锦赛项目调整为东京奥运会小项以后,中国拿到了1金3铜,预计东京奥运会该项目能获得1金。柔道项目在2017年世锦赛上获得1枚金牌,2018、2019年世锦赛最好成绩分别是女子78公斤级的第五名和第七名。曾经一度成为我国优势项目的女子柔道,目前优势已不复存在,预计东京奥运会夺金的可能性很小;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在里约奥运会上作为“黑马项目”帮助中国实现了自行车项目奥运金牌零突破。但是在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中,自行车项目一枚奖牌也没能拿到,预计中国在东京奥运会自行车项目上再拿到金牌的可能性很小;女子高尔夫项目在里约奥运会获得铜牌,在2017年排名世界第一,预计东京奥运会也具有夺金的实力;女子排球是中国具有夺金实力的集体球类项目,2016、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上分别获得金牌、第四名、铜牌、金牌的成绩。以今年世界杯赛上女排姑娘们11连胜的战绩来看,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在郎平教练的带领下很有希望再揽冠军;3v3篮球是东京奥运会的新设项目,在今年的3v3篮球世界杯上我国女队拿到了中国篮球史上的第一个FIBA世界冠军。3v3篮球在尚未形成世界竞争格局之前,中国还是有机会争取金牌的;女子击剑项目中的重剑团体在周期内共获得1金2银1铜的成绩,预计东京奥运会该项目很有可能拿到金牌;射箭项目虽然在2016、2017、2018年世界大赛未能拿到奖牌,但在今年的世锦赛上我国男子奥林匹克团体赛项目表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一举拿下金牌。若竞技状态能继续保持,东京奥运会也有希望夺得1枚金牌。综上所述,预计东京奥运会中国在“一般夺金项目”上可获得金牌3—7枚。

第三类“基础大项”。田径项目中的女子铅球、20公里竞走均具有夺金实力,预计东京奥运会可获得2金;游泳项目中孙杨的200米、400米自由泳和徐嘉余的100米仰泳夺金希望较大。但从今年的光州世锦赛来看,孙杨200自夺金也有一些运气成分,到东京奥运会29岁的孙杨状态还能否继续保持还很难预测。另外,今年世锦赛上女子10公里公开水域取得重大突破,拿到了该项目第一块世锦赛金牌。预计东京奥运会游泳项目可获得2—4金;水上项目中的皮划艇项目在2016、2017、2018年世界大赛奥运项目上无一枚奖牌入账。今年世锦赛上,皮划艇项目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以4金(其中奥运项目2金)的成绩惊艳世界,打破世锦赛零金的局面,成为周期内当之无愧的黑马项目,预计东京奥运会可获得0—2金;赛艇项目在2016、2017年世界大赛上各获1枚铜牌,今年的世锦赛上实力提升迅速,摘得2枚金牌,东京奥运会若继续保持状态有可能收入1—2金;帆船帆板项目中的男子帆板RS:X级2017年世锦赛获得1枚金牌,女子帆板RS:X级2017、2019年世锦赛共获2枚金牌,预计东京奥运会这两个小项可夺取1—2金。综上所述,预计东京奥运会中国在“基础大项”上可获得金牌6—12枚。

2019年(截止到10月13日)中国奥运项目成绩来看,竞技实力相比前几年有了提升。周期内前几年从未拿到过金牌甚至奖牌的项目——3v3女子篮球、女子击剑、射箭、皮划艇、赛艇等项目纷纷展现出夺金实力,预计今年所有奥运项目世界大赛的总成绩将会是周期内最好的。结合周期内中国队的竞技表现,最后预测东京奥运会中国可能获得34±5枚金牌。

2.2.2  日本军团实力展望

2020年东京奥运周期日本竞技实力格局来看,日本在东京奥运会上若能出色发挥,有望在以下项目中获得金牌。

第一类“重点夺金项目”。柔道一直是日本奥运金牌的主要来源项目,该项目在2016、2017、2018年世界大赛分别获3、8、8枚金牌。今年世锦赛上,日本面对欧美列强仅以5金的成绩收官。值得一提的是,登上金牌榜的代表队比前两届世锦赛多了2支,这说明了世界柔道格局趋于多元化,预计日本在东京奥运会柔道项目上可获得5—8金;摔跤项目在2016、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上分别获4、4、3、2枚金牌。今年摔跤世锦赛上日本在奥运项目上获得金牌和奖牌数都是周期内最低值,实力略显下滑,预计日本在东京奥运会摔跤项目上可获得2—4金;竞技体操项目在2016、2017年世界大赛上分别获得2、3枚金牌,2018、2019年世锦赛未拿到金牌。目前,日本竞技体操逐步复原,实力不可小觑,再加上体操属于评分类项目,东京奥运会日本将占据一定的东道主优势,预计日本在东京奥运会竞技体操项目上可获得2-3金;羽毛球项目在2016、2017、2018、2019年世界大赛分别获得1、1、2、2枚金牌。近年来,日本羽毛球实力提升明显,尤其在女子项目上实力已经明显超越了中国。羽毛球将会是东京奥运会中日竞争较为激烈的项目,预计日本在东京奥运会羽毛球项目上可获得1—2金;空手道项目在2017、2018年世界大赛分别获得4、1枚金牌。从目前空手道项目的国际竞争形势来看,日本在女子组手61公斤以上级和型项目上优势比较突出,预计日本在东京奥运会空手道项目上可获得3金;棒球项目在2017和2018年均排名世界第一,预计东京奥运会拿到1枚金牌的可能性很大。攀岩也是东京奥运会新增项目,日本2017、2019年世界大赛上拿到金牌,预计东京奥运会也具备较强的夺金实力。综上所述,预计东京奥运会日本在“重点夺金项目”上可获得金牌15—22枚。

第二类“一般夺金项目”。滑板、射击、乒乓球等3个项目在周期内均拿到过金牌。其中,滑板项目在2018、2019年世锦赛上分别获2枚和1枚金牌。一般来说,东道主在新增项目上拿到金牌的可能性很大,预计日本在东京奥运会滑板项目上可获得1—2金;射击在2017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上拿到1枚金牌,金牌获得者松田知幸是一名大赛经验丰富的老将,预计在东京奥运会有实力夺取1金;日本乒乓球实力水平近年来都位居世界前列,新增的混双小项更是在2017年世锦赛上获得冠军。由于东京奥运会规则要求混双项目每个代表团只能出一组选手参赛,所以东京奥运会日本还是有希望争夺这块金牌。综上所述,预计东京奥运会日本在“一般夺金项目”上可获得金牌1—4枚。

第三类“基础大项”。田径项目在2018年世界大赛中拿到男子50公里竞走1枚金牌,在今年的世锦赛上拿到男子20公里竞走和50公里竞走2枚金牌,这两个竞走项目将成为东京赛场日本最有利的夺金点。另外,日本男子4x100米接力项目也能进入世界前三,不排除日本利用东道主优势夺得金牌的可能性;游泳项目在2016、2017、2018年世界大赛分别获得2、0、3、2枚金牌。周期内日本女子游泳运动员池江璃花子横空出世,在多个小项上均有出色表现。但不幸的是,今年2月她本人宣布患上白血病或无缘东京奥运会。今年世锦赛上,状态大好的濑户大也获得了男子200、400米混合泳冠军以及200米蝶泳的银牌,而周期内状态一直不错的大桥悠依却未能拿到奖牌。另外,蛙泳一直以来都是日本的强项,周期内虽未获得金牌,但该项目人才储备充足,不排除东京奥运会出现黑马的情况。预计日本在东京奥运会游泳项目上能拿到2—4枚金牌;水上项目中赛艇和皮划艇项目周期内仅获得过1枚奖牌,预计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两个项目不具备夺金实力。帆船帆板项目在周期内获得1金1银1铜,预计日本在东京奥运会双人艇470级项目上上有希望获得1枚金牌。综上所述,预计东京奥运会日本在“基础大项”上可获得金牌4—7枚。

2019年(截止到10月13日)日本奥运项目成绩来看,预计所有奥运项目世界大赛的总成绩和2018年相接近。结合周期内日本队的竞技表现,最后预测东京奥运会日本可能获得25±5枚金牌。





2.3  对我国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启示

从上文对东京奥运周期中日竞技实力的分析来看,中国在周期内奖牌整体情况和奖牌项目结构均优于日本,但对于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备战我们仍然不能懈怠。东京奥运周期不光东道主日本竞技实力提升明显,竞技体育强国俄罗斯也已强势回归,在当前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我们稍有失利,就有可能跌出金牌榜前三。所以,在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仍然要全力做好备战工作,争取在东京赛场再铸辉煌。

2.3.1  改革创新备战: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

2.3.1.1  构建国家与社会多元参与的备战体系

目前,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备战奥运大都采用国家与社会多元参与的体系,这种备战体系具备调动社会积极性和提高备战效率的积极作用。新时代,随着我国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的推进,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到体育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来。此时,备战东京奥运会我们就应当继续提倡体育开放发展的理念,吸收更多的社会力量与国家协同备战,共同承担备战任务,构建国家与社会多元参与的备战新体系。

1)坚持推进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2017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先后对一些亟需优化功能的奥运项目进行实体化改革,诸多优秀运动员、教练员跻身体育协会组织领导行列。在改革过程中,男篮的“红蓝队”,女排的“大国家队”,乒乓球的“双向选择机制”和“运动员委员会”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都让竞技体育散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值得一提的是,赛艇、皮划艇项目协会的实体化改革,让我们在今年的世锦赛上看到了可喜可贺的实质性成果。项目的实体化改革积极地调动了教练员和退役运动员的工作热情,并且有助于他们在自己熟知的领域中发挥自身专业能力素养。放眼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大多采用单项体育协会来管理运动项目,这样管理体制能够通过减少管理层级,来提高工作的效率。备战东京应该坚持推进项目协会实体化改革,把项目管理中心的权利下放到各单项协会,让各单项协会自主承担备战奥运会、组建国家队等一系列工作,以达到“以备战促改革,以改革强备战”的目的。2)实行扁平化奥运备战组织管理。建立各项目奥运备战领导小组、复合型管理团队的扁平化奥运备战组织管理体系,推动奥运备战由“垂直型”管理向“扁平化”管理迈进。通过减少管理层级的方式,提高信息传递的速率,从而缩减决策下达和意见反馈的时间,以最精简高效的奥运备战组织管理体系来完成预先设定的备战计划和目标,提升备战工作的质量效能。3)落实各层级责任主体。进一步落实备战东京奥运相关政策的执行主体,明确各层级主体的主要职责,与管理人员、教练员、运动员、保障人员签署相关责任书,层层落实责任制,强化各主体责任意识,确保奥运备战工作责任到人,责任到位,逐步形成“奥运备战有落实,责任落实有主体”的备战组织管理体系。4)调动社会力量多方融资。奥运备战是一项花销巨大的工程,应该秉承开放发展的理念,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备战,充分调动市场灵活性,构建多元化奥运备战体系。进一步完善奥运备战财政监督机制,将奥运备战财政支出公开化、透明化,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奥运备战,鼓励人力、财力、物力资源丰厚的俱乐部主动协助奥运备战,共同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2.3.1.2  创新国家队多元组建模式

创新国家队多元组建模式是推动我国体育事业改革的重要举措,这是新时期“举国体制”由“竞技小圈子”向“社会大圈子”转型的重要标志。它能充分调动与融合社会优质资源共同服务优秀运动员的训练与竞赛,给项目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活力。

1)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体育总局可以选取项目发展领先、竞赛成绩优异、各类资源充足的地方合作伙伴以双方签署正式合作协议的形式来共建国家队,实现优质资共享。如国家体育总局与浙江省人民政府签约共建中国(浙江)国家游泳队,实行领导小组负责制,采取年度考核,实行动态调整,实现扁平化管理,以“省市选派、自主聘用”的方式实现团队构建。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综合考虑云南省人才资源、海拔优势、训练条件、保障力度后与云南省体育局签约共建国家马拉松队。其他项目可以借鉴该模式推广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选择后备力量充足、适合项目提高的省市共同构建国家队,协力做好奥运备战工作。2)国家与高校共建。积极推进国家队办队模式院校化,鼓励国家体育总局与一些科研水平先进、硬件设施齐全的高等院校,尤其是体育类院校共建国家队。充分发挥高等院校教学、科研、竞赛、训练一体化的优势,全方位保障国家队备战奥运。如国家举重队于今年8月1日入驻山东体育学院备战东京奥运会,为此山东体育学院专门成立场地器材、后勤保障、科研服务等多个工作小组全力服务国家举重队。3)协会与社会共建。鼓励已经进行协会实体化改革试点的协会与俱乐部、企业等具备一定合作条件的社会组织共建国家队。汇聚多方资源、拓展合作渠道,努力实现合作共赢。如中国垒球协会与北京首钢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形成战略合作共建女垒国家队,开创了第一个“国家级俱乐部”。随后,中国冰球协会复制了协会与企业共建国家队的模式,与北京首钢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共建冰球国家队。双方将在国家冰球集训队的管理保障、冰球后备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深度合作。

2.3.1.3  推行人才多元化选拔方式

推行竞技体育人才多元化选拔方式是促进我国竞技体育改革的重要举措,能够调动多方参与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挖掘最优竞技人才资源,组建最佳参赛阵容,以确保奥运会的全面参赛和竞技水平。

1)跨界、跨项、跨地域选才。对社会推广普及程度不高的新兴项目实行跨界、跨项和跨地域选才。从体育界跨到教育界,从一个项目跨到另一个项目,以及面向全球各地华裔、华侨选拔优秀运动员实施“奥运直通计划”,以实现东京奥运会全面参赛的战略目标。2)体制外优秀运动员的选拔。健全国家队多元化选拔体系,向体制外的优秀运动员开放进入国家队的道路。众所周知,网球大满贯女子单打冠军的李娜、多次获得台球世锦赛冠军的丁俊晖以及里约奥运会获得女子高尔夫铜牌的冯珊珊等优秀运动员均属体制外。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体制外运动员成绩甚至优于同项目的体制内运动员,但他们却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进入国家队。本奥运周期内,唯一达标东京奥运会女子马拉松参赛标准的体制外运动员李芷萱或因注册问题无法参加东京奥运会。为提高东京奥运会各项目的竞技实力和优秀运动员的资源利用效益,国家需尽快健全体制外运动员选拔制度,以确保东京奥运会的最佳参赛阵容。3)退役运动员复出。奥运史上宣布退役后又复出征战奥运会的运动员不胜枚举,这些运动员常常会因为国家需要或是自身的意愿选择重新回到赛场上拼搏。如我国女子柔道运动员冼东妹就曾3次退役3次复出,2007年她在生下女儿后宣布复出备战北京奥运会,最终拿下了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二枚奥运金牌。面对那些顶尖人才缺乏的项目,国家可以通过相关政策激励已退役但无严重伤病且年龄适中的优秀运动员重新回到训练场为国出征。

2.3.2  系统保障备战:个体服务向综合保障发展

2.3.2.1  健全激励保障机制

国家要健全复合型训练管理团队激励政策和保障机制,以此激发各方备战人员的工作动力和积极性。

1)要根据备战奥运会管理人员、教练员、运动员、科研人员以及其他保障人员承担的职责,制定不同的激励政策。设立体育荣誉制度,对为体育事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将复合型训练管理团队的工作业绩与个人收入、奖惩、政治荣誉挂钩,形成责、权、利相统一的激励保障机制。2)要进一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相关条例,统一制定《退役运动员安置条例》,为优秀运动员升学和退役运动员再就业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

2.3.2.2  统筹发展各类项目

东京奥运会若仅仅依靠传统优势项目来保持国际地位难免孤木难支。因此,我们要统筹发展各类项目,进一步提高优势项目、潜优势项目、弱势项目和新增项目的竞技实力,各项目齐头并进共同确保我国竞技体育的国际领先地位。

1)优势项目重点保持。优势项目要重点保持竞技实力,最大效益发挥竞争优势,在总结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和创新,着重发展主导竞技能力和重点运动员的个性特征,巩固乒乓球、跳水、举重等项目的集团优势地位。另外,对优势项目要加大资源投入力度,确保其在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需求上得到全方位的保障。2)潜优势项目力争突破。潜优势项目要深入研究制胜规律,把握专项特点,借鉴优势项目的成功经验,挖掘竞技能力潜力,力争竞技水平取得新的突破,为我国增添新的夺牌点。3)弱势项目恶补短板。弱势项目要认清自身差距,统筹规划训练,重点补齐短板。积极参加国际国内赛事,改变以往练多赛少的常态,通过赛练一体、以赛代练的方式不断强化自身建设,稳定老队员参赛心态,增加新队员大赛经验。4)新增项目把握机遇。针对我国具备竞争优势的女子三人制篮球、乒乓球混双、女子1500米自由泳、混合4×100米混合泳接力、混合射击等新增项目要制定具体参赛目标,加大人力、物力、财力保障力度,把握发展机遇,争取在东京奥运会上占据主动。

2.3.2.3  对标“六个东京”

对标“六个东京”,针对东京时间、场地、赛制、对手、标准、保障等六个方面扎实推进备战工作。

1)对标东京时间,及早谋划,针对东京奥运会比赛时的气候、温度、湿度、场地、交通、设施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2)对标东京场地,通过举办赴日交流赛和参加东京举办的奥运资格赛提前适应场地器材,切身感受使用东京场地器材的优势和劣势。另外,国家可以参照东京场地标准购置相同的器材供给国家队训练使用。3)对标东京赛制,认真深入研究东京赛制设定的内涵和趋向,确保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上的表现完全契合东京赛制的要求。国内重大比赛可以对标东京赛制,极力为运动员创造国内练兵的条件。4)对标东京对手,一是可以通过加强国际交流赛的形式,提前了解对手的竞技状态和特点。二是通过让陪练模仿东京奥运会主要竞争对手技术风格的方式让运动员提前适应对手。5)对标东京标准,按照国际奥委会及各单项体育联合会制定的规程、规则及比赛要求,从难从严要求自己。6)对标东京保障,建立复合型保障服务体系,给国家队提供多层次、全方位的保障。同时,要提前做好东京参赛预案,将备战做实、做细,确保东京奥运会一切突发情况均有应急预案。

2.3.2.4  加强反兴奋剂治理

反兴奋剂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斗争,面对反兴奋剂工作的严峻形势,备战东京奥运会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坚决的态度,更严厉的处罚,高标准、严要求,全力以赴把反兴奋剂工作抓实、抓细、抓好。

1)全面贯彻实施《反兴奋剂管理办法》、《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体育运动中兴奋剂管制通则》、《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用清单国际标准》等反兴奋剂法律法规,密切关注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最新发布的兴奋剂检测及实验的《技术指南》,以法律法规来督促奥运备战人员自觉抵制兴奋剂的使用。2)做好反兴奋剂日常教育培训工作。定期针对奥运备战人员开展反兴奋剂专题讲座,牢固树立“拿干净金牌”的理念。要求奥运备战人员认真学习领会反兴奋剂中心“六项规定”,提高对反兴奋剂工作的认识,严防兴奋剂事件的发生。要求运动员学会保护自己,认真学习用药豁免制度,不能够存在侥幸心理,要善于使用制度政策。要确保运动员权益,认真履行被检查义务,要明确反兴奋剂工作是东京奥运会备战工作的重点工作,要求大家高度重视,认真落实。3)提高兴奋剂检测水平。一是联合高等院校、体育科研所、运动医院建设反兴奋剂工作实验室,深入研究最新的反兴奋剂检测技术。二是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反兴奋剂工作交流,及时掌握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反兴奋剂工作开展情况,并与其交换反兴奋剂相关信息,进一步加强反兴奋剂治理工作。

2.3.2.5  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当运动员运动成绩处于平稳状态时,对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能够较好地鼓舞士气、激发斗志、建立自信心,帮助运动员排除杂念,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保持较好的竞技状态。备战东京奥运会要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领导有关加强运动队思想政治教育、从严治训、全力备战东京奥运会的指示要求。

1)面向各项目国家队全面开展日常思想政治教育,了解运动员的思想动态,对运动成绩优异的运动员给予肯定和表扬,对状态不佳、思想出现波动的运动员及时给予引导和鼓励。利用榜样、典范的力量激励运动员奋勇前进。2)通过开展军训工作、参观红色圣地、观看升旗仪式等社会实践,强化运动员纪律意识,培养其吃苦耐劳、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和作风。弘扬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引导运动员增强勇攀竞技体育高峰和为国争光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2.3.3  科技助力备战:科技服务向科创动力发展

2.3.3.1  提升训练和竞赛的科技含量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有不断地创新科学技术才能为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那么,东京奥运会中国要想获得更多的金牌,就必须坚持提升训练和竞赛的科技含量,提高运动训练的科学化水平。

1)围绕竞技体育领域中面临的实际难题进行科技创新,鼓励科研所、高校等科研人员对运动训练领域中的相关课题进行科研攻关,并将科研所得的成果应用到实践中去,推进科研成果与训练实践的有机融合。2)加强体能训练、技战术监控、生理生化指标监控、运动负荷监控等训练工作的科学攻关研究。将运动员原本阶段化的训练监控日常化,实时监控运动员各项指标的变化情况,建立大数据分析库,为教练员实施科学化训练提供依据。3)提高运动装备、训练器材、运动康复、伤病防治、营养补充、心理辅导、情报收集等科技辅助服务的科学化、信息化水平,加快相关装备、设施、仪器的研发速度,逐步提高运动训练的科技含量。4)了解他国科技备战的最新动态,引进世界先进技术或设备,将各个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日常运动训练,助力东京奥运备战,不断提高运动员的竞技实力水平。

2.3.3.2  打造“科研-训练-保障”复合型训练团队

打造“科研-训练-保障”三位一体无缝衔接、充分融合的训练体系,一改原来训练与科研、后勤保障脱节的状态,提高备战的效率与效益,为运动训练提供全方位、多学科、多领域的保障。

1)大力推进“引智工程”,面向国内外招聘高端体育科研人才加入科技助力奥运备战工作,构建多学科、多领域的高水平科研保障团队,为我国备战东京奥运会提供科技支持与服务。遴选国内外综合实力强劲的复合型保障团队,与国家队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助力运动员提升训练和参赛水平。2)复合型训练团队要对各个项目进行精准定位,有针对性的进行服务保障工作。例如,对待优势项目就应该以保持多年形成的训练模式为前提,主要提升运动装备、训练器材、运动康复、伤病防治、营养补充、心理辅导、情报收集等辅助服务的科技水平,以提高备战效率、减少运动损伤为主要途径提升综合竞争力。对待潜优势项目、弱势项目就应该大胆尝试改变原有的训练模式,加强体能训练、技战术监控、生理生化指标监控、运动负荷监控等训练工作的科学攻关研究,通过科技助力训练工作的方式,突破现有瓶颈,提高运动成绩。

2.3.4  聚焦全球备战:国内备战与全球备战协同发展

2.3.4.1  “请进来”

1)实施“借鸡生蛋”政策,引进国外高水平教练员执教国家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教练员走进中国,帮助中国竞技体育翻开了历史新篇章。羽毛球项目更是在今年世锦赛成绩不佳之后,聘请了韩国国家队原主教练姜京珍、韩国前男双名将柳镛成协助双打训练。羽协主席张军表示,希望两位教练员能够将韩国双打的训练理念和方法带来,结合中国运动员的特点,取各自之所长,形成行之有效的训练手段,在东京奥运会备战期间,让中国羽毛球队的双打整体水平进一步提升。其他项目国家队也可以根据目前自身的情况有针对性的引进国外高水平教练,弥补自身不足,提升竞技实力。2)实施“与狼共舞”计划,邀请其他国家运动队来我国进行适应性训练或比赛。由于日本是海岛国家,可以供应给各国的训练场地十分有限,届时我们可以利用距离东京近的地理优势在上海、青岛、大连等城市为各国运动队提供赛前适应性训练或比赛的场地。

2.3.4.2  “走出去”

1)鼓励优秀运动员走出国门,去到国外参加训练和竞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积累大赛经验,培养稳定心态。2)各项目国家队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多与竞技实力较强的国家进行交流训练或比赛,只有做到知自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如今年2月我国体操男队就去到了日本国家体操集训中心与日本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合练。对明年东京奥运会的赛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同时了解了对手的相关信息。3)组织教练员赴往国外参加培训,提升自身业务水平,了解他国备战情况。如今年6月国家体育总局举办了“双百计划”专业队教练员赴日本培训班,旨在全面了解日本在参赛、备战和赛事组织方面的最新动态,掌握日本优势项目和潜优势项目的整体情况,学习其优秀的运动员综合培养体系和运动训练新方法、新手段,为各国家队训练备战提供新思维、新理念、新方法。4)积极推荐国内优秀裁判员和其他体育工作者去到国际体育组织参与国际体育工作,增加国际话语权。在充分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发表不同见解,争取在相关体育事务中占据主动,同时帮助国家队

 




 

把握项目竞赛规则的实质,为国家队提供最新的竞赛信息保障。

3  结论

3.1  东京奥运周期内中国和日本金牌、奖牌数量相比里约奥运会均有所增长,两国竞技实力差距先快速缩小后逐渐扩大。

3.2东京奥运周期内中国金牌、奖牌项目分布面较日本更广,中日两国除了重点夺金、夺牌项目以外,其他项目争夺点都较少且实力不稳定。

3.3预测东京奥运会中国有望获得34±5枚金牌,日本有望获得25±5枚金牌。

3.4我国备战东京奥运会要坚持改革创新备战、系统保障备战、科技助力备战、聚焦全球备战,促进备战工作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由个体服务向综合保障发展,由科技服务向科创动力发展,由国内备战向全球备战发展。

——摘自:曹莎,李鑫,李赞,实力展望与备战启示:基于2020年东京奥运周期中日竞技实力分析——《山东体育科技》,2020.01

性别秩序视角下我国女性运动员媒介形象建构研究

体育与媒介一直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伴随着互联网通信技术以及终端设备的不断发展,以微信、微博、社交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对体育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以性别秩序为视角,从男权文化、性别意识、消费主义、法规监管的维度深入探讨了新媒体背景下我国女性运动员媒介形象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并提出了应对策略,以期为我国女性体育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1  媒介形象的概念界定

   媒介形象的概念最早出现于西方传播学界的研究中,20世纪20年代,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其《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大众媒介的报道为我们建构了一个虚拟的现实环境,这个拟态的现实环境恰恰是很多人借以了解现实、作出判断的参照和依据。这个参照依据显然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它和真实世界的同构或反差程度将严重影响我们的认知。”李普曼的“拟态环境”假说为“媒介形象”的概念研究打下了基础。20世纪60年代,“媒介形象”概念正式出现在约瑟夫·特雷纳曼(Joseph Terenaman)与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等人对英国大选中的政治人物展开的媒介形象效果研究中。“媒介形象”概念重点关注媒介与现实的关系及媒介的社会影响。目前学界对“媒介形象”的概念做出了不同的解释,通过对相关学者各种媒介形象的研究,大致得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媒介形象是指媒介的形象,也就是大众传播媒介组织本身的形象。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组织也被称为机构传播者或传播者,即“传播者媒介形象”;第二种观点认为媒介形象是指人或事物“在媒介上的形象”,即人或事物在大众传播媒介上被再现的形象,由于这些人和物扮演了被传播者的角色,因此被称为“被传播者媒介形象”。在本研究中,媒介形象的定义为:大众媒介在基于一定意识形态和价值认知基础上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或事等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呈现给受众的可供选择的、能够形成认知的信息符号。

2  我国女性运动员媒介形象的异化

   随着女性在体育领域的斐然成绩和市场环境对女性运动员报道需求的提升,媒体可以利用的报道空间更大了,可以将女性运动员形象塑造得更为立体,也不乏如弘扬女排精神、诠释女性顽强拼搏的正向报道,但总的来说,女性运动员的媒介形象依然存在较为严重的异化现象。

2.1  性别失衡化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作为当前传播体育的新兴载体,不仅在传播和普及体育知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推动着体育文化的发展。在追求两性平等、和谐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女性在体育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但由于文化、社会、政治、历史等原因,与男性相比,运动场域中的女性仍然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以新浪微博、今日头条、腾讯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体育传媒报道中,有关女性运动员的内容无论从报道数量、报道频率和报道深度方面都远不及男性运动员。随着女子足球、排球在世界大赛中取得辉煌战绩,我国女性运动员也开始成为新兴媒体关注的聚焦点,但由于运动场域中根深蒂固的男性霸权,她们在经历昙花一现的关注后又逐渐被淡忘,退出媒体的焦点,男性运动员依旧是大众传媒的“宠儿”,长期占着新闻头条。此外,在报道内容深度上也呈现出明显的男女差异,男性运动员的相关新闻多聚焦于以竞技实力为本的深度报道,而对女性运动员的报道则呈现出非常态的风格,为了博取新媒体用户的点击率和转发量,报道内容往往偏离了竞技表现,而集中在容貌、身材等表象特征的呈现上。女性运动员报道数量少、频率低,报道内容低俗化使得性别失衡越演越烈,女性运动员依然是体育领域的“边缘人”。2.2  隐私娱乐化

   在当前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女性运动员的私生活不断被放大,特别是在体育赛事举办期间,新媒体平台和自媒体博主如同“显微镜”一般,置女性运动员在赛场上斗志昂扬、奋勇拼搏的精神于不顾,而将赛场外女性运动员“背后的故事”无限放大。受众的目光不再只关注体育赛事和体育活动本身,而是更多地将视线投向女性运动员的八卦新闻、绯闻事件、真人秀、综艺节目等私生活上。在网络媒体与自媒体争相夺睛,凭借具有娱乐效应的重磅新闻抢占各大版面头条和创造超高点击率的风潮下,女性运动员的个人隐私不可幸免地成为其报道的吸睛点,从身高、体重再到恋爱、婚姻等无所不报,并在新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为了博得网民的眼球,原本奋勇争先的拼搏精神被转化为视觉娱乐的盛宴,体育传媒对女性运动员报道的娱乐化已成为新闻走向和行业趋势。

2.3  身体情色化

   在消费主义和男性霸权文化盛行的环境下,女性运动员的身体成为了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再现,为了迎合男性的审美标准和男性消费者的喜好,女性运动员的报道逐渐丧失了原本女性体育的竞技美和健康美,媒体对女性运动员外形、身材的关注远远超过其自身在运动场上取得的成绩,转向以身高、体重和三围为“夺睛点”的情色化之路。当代传媒误构了大众体育意识形成的社会标准和目标体系,这个标准是女性体育以是否具有欣赏性、娱乐性为准,目标指向性感、苗条的身材,美丽的脸蛋和裸露的服饰。在新浪、腾讯等主流新媒体网站的体育新闻报道中,以男性占居统治地位的媒体人们巧妙地用语言、图片和视频过度曝光女性运动员的身体姿态和着装打扮,将“肤白、貌美、丰胸、翘臀、大长腿”的女性运动员媒介形象呈现在大众的视线中。

2.4  性别符号化

   伴随消费主义的兴起和男权文化的影响,女性运动员的形象在社会文化、制度和媒介三者的共同作用下,历经了强化、夸张、再生等一系列复杂的生产过程,最终传输到受众面前。媒体对女性运动员形象的呈现一直笼罩在刻板印象的“阴云”下。一方面,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运动场域中,女性运动员无时无刻不被要求按照主导者所赋予她们的性别角色与期待存活。因此,在男权文化为主体的体育系统中女性运动员的身体也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温顺”“柔弱”的烙印;另一方面,在消费主义环境下女性运动员的身体不再被单纯地看作自我的身体,而被视为男性文化中的“花瓶”和“摆设”,逐渐沦为消费的感性符号。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女性运动员紧致、丰满的身体变得流行并成为社会化的审美符号,可视传媒在促成这种审美倾向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重新赋予了女性运动员符号化和理想化的新“气质”。在当今社会,大众传媒是属于男性的,在互联网+体育时代,男人们兴奋得睁大了眼睛。他们在看什么?他们看到了女性运动员们作为客体存在的身体。

3  我国女性运动员媒介形象异化的动因

3.1  男权文化控制下的“边缘角色”

   在男权文化为主体的社会中,所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都是围绕男性的视角、男性的利益和男性的价值观而建立的,女性在整个权利架构中一直受到传统性别秩序的压迫和男权文化霸权的挟持,只能处于边缘与从属的地位。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新媒体不仅为男权操控女性提供了机会,同时加速了以男性视角为基准而形成的传播模式对女性的制约。在体育领域中,男性运动员属于社会等级顶端的群体,决定着体育文化的传播方向,而女性运动员属于社会的无权群体,必须学会在统治群体创造的体育传播系统中行动,她们的呈现也是通过男性的视角表达出来的。有关女性运动员的报道无论是从数量上、内容上、还是角度上均呈现出“男主女从”的态势。通过男权社会对性别价值的期许和控制对女性运动员进行“驯化”,将其置于被边缘化和客体化的境地。

3.2  消费主义崛起下的“美丽商品”

   伴随消费主义的盛行和经济利益的驱使,在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相互作用下,商业文化在传统性别秩序的作用下对媒介再现女性运动员形象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在体育领域,女性运动员因其自身特有的“身体美”而受到了传媒的关注,女性运动员的身体在多元利益共同作用下呈现出“商品”符号的社会化标签。女性身体在传统礼法社会中,一直从属于男性,是家庭的附属品。反观体育领域中的女性——女性运动员在充斥男性价值观和男性意志的活动场域中也同样处于从属和边缘的地位。媒体通过各种影像再现女性运动员的身体,从而使其成为一种能够获得“快感化”的文化商品。深谙消费文化规律的媒介通过精心筛选报道的内容,将女性运动员的身体作为商品进行开发和包装,使其成为吸引男性观众目光、契合男性受众需求、满足男性消费者欲望、具备价值的符号工具,呈现出性感化、情色化的特征。

3.3  法规监管缺位下的“隐形把关人”

   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媒介原有的植入式信息传播模式,在海量信息和复杂的受众结构环境下,新媒体传播手段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双向交互网络传播模式削弱了媒体对受众新闻“菜单”的设置,让受众有更多的选择“看到”的权利和接近“真相”的机会;另一方面,网络平台发布信息的即时性导致“把关人”角色的弱化,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网络匿名性加剧了查找、消除这些“杂音”的难度,信息传播极易失控。我国在女性运动员形象传播方面的信息监管一直处于“灰色地带”,现如今媒体对女性运动员形象塑造的偏差,在不健全的法律、不具体的法规、不完善的监管体系和不作为的新闻从业者的共同作用下愈演愈烈。被赋予社会责任和身份期待的媒体“把关人”在市场经济和商业利益的洪流中逐渐消失,成为摒弃媒介素养、忽视职业操守、满足受众口味、迎合消费需求的附庸者。

3.4  性别意识淡薄下的“顺从者”

   在传统观念中,体育一直被看作是男性的专属权利,男性价值观也笼罩着整个运动场域。自古以来,女性在体育参与方面备受质疑与歧视,这种传统的价值观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众思潮。社会对女性运动员的刻板印象及性别偏见随着商品文化的蔓延影响着女性运动员的自我意识和行为方式,一方面造成其对自我性别意识的偏差和曲解,另一方面为防止在以男权为主的社会结构中遭到排斥,许多女性运动员不得不按照既定的文化价值和游戏准则“存活”。当下附带男性属性的体育传媒对两性的认识依然停留在传统的性别模式中,一味迎合社会主流文化中的“性别抹杀”,未从自身价值和性别特质出发展示女性运动员的“真我”,因社会性别意识的淡薄,导致对女性运动员形象传播的失衡与异化。

4  我国女性运动员媒介形象建构的策略

   性别秩序(genderorder)是指在不同制度背景中产生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由历史构建的权力关系。现有研究中,男性气质以及拥有支配地位的男性气质的定义,基本上是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男性群体的物质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工具,霸权的男性气质反映、支持并积极培育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尤其在体育这一特定的社会情境中,男性霸权得到充分显现,体育似乎成为男性权力的代名词,而女性运动员则处于边缘的位置,即使女性运动员的竞技成绩更佳或者比赛观赏性更强,仍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本研究从性别秩序的视角着手,针对新媒体背景下我国女性运动员媒介形象建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4.1  消解固有的男权秩序

   在女性运动员媒介形象传播中,新媒体成为加剧性别不平等的“幕后推手”,但这只无形的“手”却被长期忽视。因此,媒体在对女性运动员进行新闻报道时应坚持“男女平等”的思想,确立健康的两性传播观。当下,体育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男女平等参与体育、享受体育带来的快乐已经达成共识。在女性运动员形象传播中,媒介及其从业人员应该从思想上深刻认识到体育不是男性的专属特权,淡化将体育作为强化男性性别意识手段的观念,将体育视为男女运动员公平参与的舞台。女性运动员媒介形象的传播应该以平等、客观为基础,以传播正能量、引导公众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以增进身心健康为价值指引,从而消解女性运动员媒介形象传播中固有的男权秩序,形成正确的女性运动员媒介形象传播观。

4.2  保障女性运动员的合法权益

   在新媒体传播语境中,女性运动员形象权的保护需要国家、行业、女性运动员与受众的共同努力,实现男女运动员拥有平等的权益不仅需要国家层面完善互联网媒介传播的立法,也需要加强新媒体领域对女性运动员权益保障的关注,更需要提升女性运动员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与新媒体用户的守法行为。在立法方面,国家应该进一步明确女性运动员形象权的法律性质、具体内容以及救济路径,明确反对运动员形象传播中的性别歧视;对于行业而言,传媒领域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应该进一步加强行业监管、提升职业素养,严禁在经济利益面前将女性运动员“符号化”“商品化”;对于女性运动员来讲,则应该强化性别意识,提升自我保护的法律意识,面对不正当、不符合事实、有损女性尊严、声誉和权益的传播事件应该敢于并善于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新媒体受众方面,应该树立平等的性别秩序理念和正确的道德与法律观念,成为男女平等的理性传播者。

4.3  提升女性运动员的话语权

   女性运动员要敢于为女性“发声”,合理利用新媒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树立良好的外部形象,提升自身的话语权。这首先要求女性运动员强化自我意识,维护女性运动员的合法权益,拒绝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快餐消费品”和男性的附庸;其次,女性运动员应不断提升自身的整体素养,了解新媒体的运作机制与传播规律,远离负面事件,传播正能量以营造良好的媒介形象;再次,新媒体应该关注女性运动员,为其创造展现真我的平台,从而提升其社会影响力;最后,受众也应提升媒介素养,对于积极的女性运动员报道多加宣传,对待消极的媒介事件加以抵制。

4.4  构建科学的媒体监管机制

   构建科学的媒体监管机制要处理好“言论自由”与“信息监管”、自律与他律的关系,应充分发挥法律法规、媒体决策者、媒体把关人的作用。对于女性运动员媒介形象而言,其言论自由的边界应该以尊重女性、男女平等、保障其合法权益为准,言论自由的应有之涵义并非是无限度的“随心所欲”,而是建立在基本社会准则与道德底线之上的权力。媒体监管机制的构建既需要国家法律法规的他律,也需要行业领域的自律,从法律与道德两个层面建构其价值理念与内容体系。媒体决策者应从理念上认识男性秩序对女性运动员媒介形象建构的内在侵蚀,消除经济利益、从众心理等对媒介传播的影响,真正做到公平、客观、真实。媒体把关人应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对女性运动员新闻报道进行严格把关,确保传播内容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同时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自动甄别“无效”信息,以提升媒介把关效率。

5  结语

长期以来,女性运动员一直处于被忽略的角色,媒介无形中成为一只“隐形的手”,借助媒体塑造的力量将其越推越远。新媒体传播手段一方面让受众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海量信息,另一方面也让受众被不经识别的信息所左右。男性秩序下的媒介传播将男性意志体现得淋漓尽致,忽略了女性的客观存在与合法权益,女性运动员的形象也因此受到束缚。我国女性运动员媒介形象的重构需要完善政府立法、加强行业自律、提升女性运动员整体素质、提高受众媒介素养等,只有公平、客观地呈现我国女性运动员媒介形象,才能保障其合法权利,让女性体育健康发展成为可能。

——摘自:贾晨,性别秩序视角下我国女性运动员媒介形象建构研究——《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20.01

我国退役运动员就业困境与对策研究

随着经济的增长,国力的增强,我国正向体育强国迈进,这些辉煌的成绩离不开优秀运动员的付出与努力拼搏,但在重大体育赛事斩获佳绩后,一些运动员由于年龄、伤病等原因,不得不面临着退役的问题。退役运动员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其运动生涯结束之际,都需要考虑二次就业及生存问题,他们中只有少部分人可以利用自身的运动优势成功转型,而大部分退役运动员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加上多年超负荷训练带来的伤病,退役后的生活并不如意。如何解决好优秀运动员退役的再就业问题,关系到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持续发展,关系到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与储备,为此,探索和研究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我国退役运动员就业的主要安置手段和现实困境

1.1  我国退役运动员就业的主要安置手段

1.1.1  国家政策性安置

   计划经济时期,政策性安置解决了绝大部分退役运动员的就业问题,用人单位根据运动成绩和名次为主要评价方式,将优秀退役运动员录取为国家干部,安排至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国有企业等,确保政策性安置的有效实施,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随着经济的发展,政策性安置弱化,大多数退役运动员已享受不到政策性安置的政策,社会分工更加细化,大多数退役运动员因为专业特点很难找到适合自己专业特长的工作。

1.1.2  进入大学继续深造

   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也是解决退役运动员再就业的方法之一,这样可以增加自己的文化知识储备,学习到更多相关领域的知识,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有利于拓宽就业渠道。然而当前我国只有全国比赛前三名的优秀运动员可免试上大学,没有取得全国前三名的运动员则是通过体育单招考试进入大学,但单招考试的招生数量较少。可见,这些政策导致有资格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名额十分有限,运动成绩一般的运动员很少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

1.1.3  自主择业

   自主择业指退役运动员不经政策性安置而自行就业。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经济补偿由三部分组成:基础安置费、运龄补偿费和成绩安置费。国家对自主创业的退役运动员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但由于运动员数量较多,这也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1.2  现阶段我国退役运动员就业的困境

   我国退役运动员数量逐年增加,政府安置数量逐减,政府能够帮助解决就业人数少之又少。大多数省份只对奥运会冠军、全运会冠军进行安置。我国运动员平均每年的淘汰率为15%,如果恰逢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年,淘汰率甚至会达到或超过40%,而政府部门提供的就业岗位却不多,尤其是各级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务员报考人数年年在递增,退役运动员能参与考上的机会微乎其微。企业单位用人自主性更强,更倾向聘用实用型人才,但是运动员自身的文化技能水平不能符合社会的就业需要,参与社会竞争的实力弱化。由于从小开始的专业封闭训练,如果自主择业却没有相应的文化底蕴,适应社会的能力也就非常欠缺。因此,退役运动员的就业难度教大,直接的后果是从事专业的运动员人数锐减,特别是社会普及度低的项目如举重、摔跤等。

2  形成我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困境的原因

2.1  国家政策的影响

   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以计划经济为主,这一时期的退役运动员主要依靠国家的政策安置实现就业。但是,进入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调整,政策性安置逐渐取消,政府目前更多的是协助运动员的就业。尽管国家政策给运动员的安置问题提供了一些解决的措施,但是由于专业运动员特定性,这些政策没能更好的帮助好运动员就业,造成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不平衡,解决运动员就业问题还需要完善的政策方针支撑。

2.2  运动员退役后的心理变化

运动员在役时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许多奖牌和令人羡慕的成绩,为国家、省、市争得荣誉,被竞技成绩的光环笼罩着。然而,退役后运动员虽获得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但他们只会运动技能,根本不具备从事社会其他工作的素质,内心中又有一种骄傲自大的心态,从事层次较低,收入较少的工作不接受,与理想工作会存在落差感难以调节的情况,这种情况导致了退役运动员生活压力增大,生活没有了信心等问题;同时,退役也可能会使运动员感到生活焦虑和孤独感增加。这些都需要运动员具备良好的心理调节能力,他们一旦难以克服这些变化所带来的落差感,将会影响其自身再就业的动力。

2.3  运动员自身文化水平低

我国大部分运动员从小学就开始接受专业的训练,金牌是运动员追求的终极目标,将全部的精力与时间用在了训练上,而学习文化课的时间分配则较少。有些省市对运动队教育设施、教师的经费投入有限,文化教育就是敷衍了事,致使很多运动员没有很好的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出现了运动成绩越好文化层次越低的现象。因此,大部分运动员在退役后,由于自身的文化素质与市场的需求有着巨大差距,导致就业难上加难。

2.4  退役运动员就业渠道少

我国运动员长期处于封闭式训练环境中,缺少社会经历,错过了在社会中自我完善的机会。自身的技能水平、知识素质不符合市场需求,严重缺乏基本的文化教育和交往沟通能力。绝大部分成绩优秀的运动员在退役后也只能当教练,而没有过多的选择,因为如今的市场需求是全面复合型的人才,然而退役运动员的各方面能力与市场需求存在较大的差距。

3  退役运动员就业困难的解决对策

3.1  加大政府扶持

政府应建立完善的运动员退役后的一系列政策,为运动员再就业提供更加丰富的就业信息资源,也为退役运动员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再就业环境。为了更好地鼓励退役运动员的创业,国家应尽快建立退役运动员创业基金和最低参考标准,完善针对退役运动员的税收优惠政策,根据需要优先安置退役运动员就业。体育行业新增就业岗位要优先选用退役运动员,支持退役运动员从事社区体育服务业、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教师以及基层体校教练工作等。每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及中小学校等部门在招聘与体育管理、教学相关的岗位人员时,拿出适当的比例对符合岗位需要的优秀退役运动员优先录取。

3.2  加强对退役运动员就业指导与文化教育

我国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退役运动员,为此应加强我国退役运动员的职业技能培训,通过开设讲座、实例分析,设立退役运动员创新创业基地、孵化基地等办法,提高自主择业退役运动员的就业能力,改善他们的就业观念,有利于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从而使他们在体育以外的领域也同样能够发挥出自身的才能。加强对在役运动员九年义务教育的监督力度,适当加大对教育资源的投入比重,教练应与教师一起督促运动员的学习,做到训练和教学两手抓。运动员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还决定着运动员运动训练的参与程度与训练效果,这样才能够增加运动员的文化知识储备,从而增加运动员退役后进入社会的适应性,增大就业率。

3.3  完善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制度

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盲点,大多数运动员运动伤病至今没有纳入工伤保险,运动伤病不能及时得到治疗。相关部门应将运动创伤纳入工伤保险统筹范围,根据运动员伤病特点和运动项目的特殊性,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健全多层次保障社会体系,出台相关政策或文件对于退役运动员运动创伤达到一定程度,后期还需要治疗的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确保能享受到正常医疗待遇,解决后顾之忧。对于长期生活困难的运动员,帮助纳入“低保”,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3.4  大力发展体育产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随着物质生活的进一步提高,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体育越来越被世人所关注和喜爱。当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锻炼中,体育用品的消费也会随之增长。体育产业对退役运动员来讲是最能体现自身优势和发展空间的地方,能为退役运动员的再就业提供一个美好的前景。运动员由于有长期运动训练的经历,对于体育用品的功能及特性也更为清楚,对于体育用品的了解一定超出普通人,运动员只需稍加学习,就可以很好的掌握与运用,如体育健身市场、竞赛和表演市场、体育用品等。因此,应大力发展体育产业,为退役运动员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4  小结

运动员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为祖国增光添彩,但在其退役后却面临着众多的困难,要解决好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问题,需要国家、社会、运动员三方共同努力解决,使运动员获得完美人生,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摘自:张爱渼慧,张爱湫慧,我国退役运动员就业困境与对策研究——《辽宁体育科技》,2020.02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最新《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国际标准》变化及其缺陷解读

为了支持作为世界反兴奋剂规划的全球性基础文件的《世界反兴奋剂条例》(World Anti-Doping Code,WADC),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WADA)就反兴奋剂活动涉及的部分专门事项制定了强制性国际标准。《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国际标准》(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Protecti on of Privacy and Personal In for mation,ISPPPI)就是针对反兴奋剂语境下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而制定的一项国际标准。该标准于2009年5月9日首次通过,并于当年7月1日正式生效,于2015年和2018年进行过两度修订。2021年1月1日,再度修订的ISPPPI将随2021年实施版WADC一同生效。考虑到世界范围内不同反兴奋剂组织所适用的法律提供的数据保护水平存在差异,ISPPPI为反兴奋剂活动中个人信息的处理提供最低标准。ISPPPI的主体内容为反兴奋剂活动中个人信息处理所涉的权利和义务,此次修订不仅在格式和表述方面进行了完善,也对权利和义务的实质内容作出了调整。但在修订后的ISPPPI中,一些问题依然存在,且产生了新的缺陷。

1  概述:ISPPPI下的权利与义务

尽管WADA成立于非欧盟成员国瑞士,且将数据库设立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因而在数据保护方面首先受到瑞士、加拿大以及加拿大魁北克省相关法律的约束,但ISPPPI自2009年生效的初版起就表明,该标准在制定时主要参考的是欧盟《数据保护指令》(Directive95/46/econtheProtectionofIndividualswithRegardtotheProcessingofPersonalDataandontheFreeMovementofSuchData)。自2018年实施版ISPPPI起,ISPPPI的主要参考文件更换为《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因此本文的解读亦基于GDPR。ISPPPI涉及的主体主要为参赛者或其他当事人、反兴奋剂组织、第三方代理(third-party agent)以及第三方(third party),其中参赛者或其他个人、反兴奋剂组织以及第三方代理与ISPPPI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相关。

1.1  权利主体:参赛者和其他个人

ISPPPI旨在为反兴奋剂活动中所处理的个人信息提供保护,受保护的主体为参赛者以及参与有组织体育活动或与有组织体育活动相关的其他个人。依照WADC的定义,参赛者指任何运动员或运动员辅助人员。为便于表述,本文以“信息主体”指代ISPPPI下的受保护主体。参照GDPR,ISPPPI下信息主体主要享有知情权(righttoin formation)、获取权(righttoaccess)、纠正权(righttorectification)、限制处理权(righttorestrictionof processing)和删除权(righttoerasure)。

信息主体享有的知情权主要规定在第7条“确保向参赛者或其他当事人提供适当的信息”。依据该条,反兴奋剂组织应当在向个人信息主体收集个人信息之时或之前,以信息主体易于理解的方式,提供与信息处理相关的信息,包括收集信息的反兴奋剂组织及联系方式、将被处理的个人信息类型、个人信息的使用目的、个人信息的潜在接收者类别等。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向信息主体作出相关信息的通知可能破坏反兴奋剂程序的完整性,反兴奋剂组织可以在合理范围内延迟或暂停发出通知。另外,依照第6.2条,在基于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况下,反兴奋剂组织还应告知拒绝同意或撤回同意的后果。

信息主体享有的获取权主要由ISPPPI第11.1条至第11.3条规定。依照第11.1条,个人有权向反兴奋剂组织确认其个人信息是否正在接受处理,并有权获取第7.1条下规定的相关信息,以及相关信息的副本,该项权利受到法律规定以及反兴奋剂体系的完整性的限制。同时,依照第11.2条和第11.3条,如因个人信息性质方面的原因导致反兴奋剂组织在向个人提供其要求获得的信息时付出不成比例的成本和精力,则反兴奋剂组织可以拒绝个人的信息获取请求。

信息主体还享有纠正权、限制处理权和删除权。依照ISPPPI第5.3条,反兴奋剂组织负有保证个人信息准确、完整和及时更新的责任。基于此,第11.4条规定,不准确、不完整或过度(excessive)的信息应当酌情被更正、修改、冻结(block)或删除。其中,“过度”一词结合ISPPPI所规定的类似GDPR下的目的限制原则,应理解为超出反兴奋剂的目的;“冻结”一词结合WADA发布的《ISPPPI隐私保护指南》,应理解为反兴奋剂组织不再处理个人信息,类似于GDPR下的限制处理权的内容。此外,以下条款中也有信息主体享有个人信息的删除权的规定:(1)依照ISPPPI第10.2条,一旦个人信息不再与反兴奋剂组织履行WADC或各国际标准规定的义务相关,或者适用的法律、法规或强制法律程序没有另有规定,应将个人信息删除、销毁或永久匿名;(2)依照第6.2(b)条,信息主体可以撤回对个人信息处理作出的同意,结合第10.2条,应当对个人信息予以删除、销毁或永久匿名。

综上可以发现,反兴奋剂语境下信息主体对于个人信息享有的权利内容相对有限,但要注意的是,ISPPPI仅为反兴奋剂组织在反兴奋剂活动中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的最低标准,在所适用的法律超出ISPPPI规定的规则或标准时应当适用法律规定,其中就包括信息主体依照适用的隐私和数据保护法可能享有的其他权利。

1.2  义务主体:反兴奋剂组织和第三方代理

依照ISPPPI第4.1条,ISPPPI规定的是反兴奋剂组织及其第三方代理在反兴奋剂活动中处理个人信息时应当适用的最低要求。依照该条,反兴奋剂语境下个人信息保护的义务主体是反兴奋剂组织及其第三方代理。根据WADC定义,反兴奋剂组织是指WADA,以及负责为启动、实施或执行兴奋剂管制过程中任何部分的工作而制定规则的WADC签约方。根据ISPPPI定义,第三方代理是指在反兴奋剂组织自身开展的反兴奋剂活动中,经委托等方式受雇代表反兴奋剂组织处理个人信息的任何当事人,包括但不限于受委托的第三方和任何分包商。

从条款内容来看,ISPPPI主要规制的是决定进行反兴奋剂活动的反兴奋剂组织,类似于GDPR下的控制者。除确保前述信息主体的权利得到实现外,ISPPPI下处理个人信息的反兴奋剂组织负有的义务可以归纳为有关信息处理的组织保障义务以及信息处理过程中的义务两大方面。

在有关信息处理的组织保障方面,反兴奋剂组织应当制定基于ISPPPI的内部政策和程序(第4.3条),包括关于确保个人信息的安全保留和最终销毁的计划和程序(第10.3条),以及处理信息主体投诉的程序(第11.5条)。反兴奋剂组织应当采用所有必要的安全措施防止信息泄露(第9.1条),这些安全措施应当将信息敏感性纳入考量(第9.2条)。反兴奋剂组织应定期评估其对敏感个人信息和行踪信息的处理情况,以确定处理的合比例性和风险,并评估为降低相关参赛者的风险而可以采取的任何措施(第9.6条)。人员方面,反兴奋剂组织须指定一名负责遵守ISPPPI和所有适用的相关法律的人员(第4.5条)。反兴奋剂组织须确保自己的工作人员仅在需要知道时获取个人信息(第9.1条释义),应确保处理个人信息的工作人员遵守保密义务(第9.7条)。另外,反兴奋剂组织可以通过委托等方式雇佣代表其处理个人信息的第三方代理(如IT服务提供商、实验室、外部专家、受委托的第三方、兴奋剂管制协调员和外部兴奋剂管制工作人员),在选择第三方代理时须依照适用的法律和ISPPPI选择在技术安全措施和组织措施方面具有保证的第三方代理(第9.4条),同时应对第三方代理采取合同控制和技术控制的手段,以履行对于个人信息保护负有的持续性责任(第9.3条)。

反兴奋剂组织在ISPPPI下负有的义务还集中在信息处理过程方面。反兴奋剂组织应当在相关和合比例,且不违反适用的法律、法规或强制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基于反兴奋剂的目的处理个人信息(第5.1条至第5.3条),同时负有公平处理个人信息并保证其准确、完整和及时更新的义务(第5.4条);须维护个人信息处理的记录(第4.4条);应当在收集个人信息之前或之时,使用清晰明了的语言,以与个人信息相关的参赛者或其他当事人易于理解的方式和格式(第7.3条),向信息主体提供与个人信息处理有关的信息(第7.1条),且应答复信息主体关于信息处理的问题,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可以推迟或暂停提供信息(第7.2条);个人信息处理须基于有效的合法性基础,由信息处理时与信息主体具有首要关系的反兴奋剂组织负责建立合法性基础(第6.1条)。如反兴奋剂组织基于同意处理个人信息,则须向信息主体额外告知部分信息(第6.2条),并应在处理敏感个人信息时获得明示同意(第6.3条);在参赛者因年龄、精神能力或法律承认的其他合法原因而不能提供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应向参赛者的法定代表人、监护人或其他具有资格的代表寻求同意(第6.4条)。反兴奋剂组织可与3类主体共享个人信息,即其他反兴奋剂组织、第三方代理和第三方:就其他反兴奋剂组织而言,如个人信息对其履行WADC、国际标准以及适用法律所规定的义务是必要的,则反兴奋剂组织可以向其披露个人信息(第8.1条),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不应作出披露(第8.2条);就第三方代理而言,反兴奋剂组织与其共享个人信息时,除适当控制外,还应确保个人信息仅在该第三方代理代表反兴奋剂组织时或者在该第三方代理的被授权或雇佣的范围内进行处理(第9.3条);就第三方而言,反兴奋剂组织可在有限的3种情况下向其披露个人信息(第8.3条)。一旦发生对信息主体权益具有重大影响的信息泄露,负责的反兴奋剂组织应向受影响的信息主体作出通知,并采取补救措施(第9.5条)。反兴奋剂组织应当在ISPPPI附件A中规定的保留时间内保留个人信息,在附件A中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根据某些原则(第10.2条、第10.3条和第10.5条)予以保留,并在可行的情况下确定明确的保留时间(第10.1条)。需要强调的是,反兴奋剂组织应确保仅在个人信息仍然与反兴奋剂组织履行WADC或各国际标准规定的义务相关,或者适用的法律、法规或强制法律程序另有要求的情况下,保留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不再用于这些目的,应将其删除、销毁或永久匿名(第10.3条)。

尽管从ISPPPI第4.1条来看,ISPPPI的义务主体应包含第三方代理,但ISPPPI下明确提及第三方代理的义务的仅有第9.3条及释义,且并未设定第三方代理的直接义务。依照第9条,根据反兴奋剂组织采取的合同和技术等适当控制,第三方代理应仅在代表反兴奋剂组织时,或者在其授权或雇佣范围内进行个人信息处理。依照第9.3条释义,第三方代理根据与反兴奋剂组织订立的合同,可能承担一些具体的义务,如仅根据反兴奋剂组织的书面指示处理个人信息,(包括工作人员在内)对所处理的个人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对个人信息实施适当的技术安全措施和组织措施等。换言之,第三方代理的义务实际来源自与反兴奋剂组织之间的合同,因此第三方代理难以被视为ISPPPI下真正的义务主体。综合来看,ISPPPI的设置从各方面体现了其主要参照的GDPR的要求,为反兴奋剂活动中信息处理主体设置了较为严格的义务,也为信息主体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保护。

2  2021年实施版ISPPPI的新变化

2021年实施版ISPPPI的正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含第1条至第3条,就标准的简介、范围、WADC条款以及定义作出规定;第二部分包含第4条至第11条,从8个方面规定了反兴奋剂活动中个人信息处理的标准。以下按照ISPPPI的这一划分,就其格式、表述及实质内容方面的重要变化进行说明。

2.1  格式和表述方面的变化

2.1.1  ISPPPI第一部分的变化

2021年实施版ISPPPI删除了前言部分,格式上与WADA其他的反兴奋剂国际标准进行了统一。前言原有内容移入了第1条“简介和范围”和新增的第3.4条“解释”(Interpretation)中。第2条“WADC条款”仅保留了WADC第14条的条款名,删去了条款内容,形式上趋于简洁化。ISPPPI第3条经增补后分为定义和解释两个部分,第3.1条至第3.3条分别为来自WADC和《检查与调查国际标准》的定义,以及ISPPPI下的专门定义。其中,第3.1条下所列举的WADC定义在更新后,数量由原先的4条扩充为24条;第3.2条为新增条款,援引了3条《检查与调查国际标准》下的定义;第3.3条“ISPPPI专门定义”在数量上没有变化。新增的第3.4条“解释”就ISPPPI的语言版本、所适用的法律原则、释义的效力、条款的援引以及附件的效力作出了规定。与第2条的简化相反,2021年实施版ISPPPI第3条趋于“复杂化”,这是因为相比WADC第14条,各项定义直接出现在ISPPPI的条款中,予以增补反而有助于对ISPPPI的理解。

2.1.2  ISPPPI第二部分的变化

第二部分中,2021年实施版ISPPPI在格式和表述方面主要进行了查漏补缺。第4.4条将第三方代理补充为对个人信息的披露对象,即个人信息的披露对象包含其他反兴奋剂组织、第三方和第三方代理3类主体。第5条标题为“处理相关和合比例的个人信息”,上一版ISPPPI中该条款采取的是“相关”或是“适当(appropriate)和相关”的表述,2021年实施版ISPPPI相应进行了补充或替换,统一为“相关和合比例”,强调比例原则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作用。鉴于信息保护主体包括参赛者和其他当事人,部分原本仅包含参赛者的条款补充了“其他当事人”。另外,2021年实施版ISPPPI这一部分对条款中出现的一些词语或词组进行了大小写的调整,对术语进行了强调,如第5.3(c)条中的结果管理(resultsmanagement替换为ResultsManagement)和第5.4条中的处理(processed修改为Processed);对此前误作术语的普通词语或词组进行了修正,如第7.2条中的第三方(ThirdParties变为thirdparties)和第9.5条中的后果(Consequences变为consequences)。

2.2  2021年实施版ISPPPI实质内容变化

2.2.1  ISPPPI第一部分的变化

本文仅就2021年实施版ISPPPI中ISPPPI专门定义的重要变化进行总结。2021年实施版ISPPPI调整了“个人信息”的定义,明确ISPPPI仅适用于为进行反兴奋剂活动的而处理的个人信息。“处理”定义中,增补了“获取”作为个人信息的处理方式之一。上一版ISPPPI下,“信息泄露(Security Breach)”的定义为“对电子、硬拷贝或其他形式的个人信息的非经授权或非法处理(包括获取),或是对信息系统的干扰,从而危及个人信息的隐私、安全、机密性、可用性或完整性”;2021年实施版ISPPPI下,该定义经修改后更为接近GDPR中的定义,指“对电子、硬拷贝或其他形式的个人信息造成遗失、失窃、损坏,或者未经授权和/或非法处理,或是干扰信息系统,从而危及个人信息的隐私、安全、保密性、可用性或完整性的安全破坏行为(Breach of security)”。“第三方代理”原定义中用于举例说明的第一处分包人(Subcontractor)替换为WADC新增术语“受委托的第三方”。

2.2.2  ISPPPI第二部分的变化

2021年实施版ISPPPI第5.3条规定,反兴奋剂组织可以基于某些仅与反兴奋剂有关的目的处理个人信息,前提是进行了适当的评估。2021年实施版第5.3(d)条释义针对第5.3条所指的“其他反兴奋剂目的”增加了“开展和促进反兴奋剂教育和研究”以及“反兴奋剂程序的分析与改进”作为示例,理由是这些目的是由WADC或其他国际标准许可或要求的,无需就其与反兴奋剂的相关性进行专门评估。

就第6条而言,2018年实施版ISPPPI中的第6.1条将“同意”单列,与有效合法性基础并列作为处理个人信息的基础,有效合法性基础包括遵守法律义务、执行公共利益任务、实质性公共利益(必要时)、履行合同和保护个人的重大利益;2021年实施版第6.1条则将“同意”归入了有效合法性基础,同时增设了“公共卫生”作为有效合法性基础。WADA在针对2021年实施版WADC和国际标准修订发布的指南中指出,第6条作出的这些修改是为与诸多法域(特别是欧洲)下的数据处理法律框架相适应。相应地,第6条标题由“依照法律或根据同意处理个人信息”修改为“基于有效的合法性基础处理个人信息”,同时增强了与强调依照国际标准和适用法律处理个人信息的第4条之间的差异性。

8.3条反兴奋剂组织据以向第三方披露个人信息的第3项条件下,增加了对“职业行为规则违规”的侦查、调查或检控,这一改动是基于利益相关者向专业监管机构披露有关兴奋剂违规的信息的经验。

9.3条释义是关于反兴奋剂组织对第三方代理实施的合同控制的进一步说明,依照2018年实施版表述(that in clude,in teralia),该条释义列举的是反兴奋剂组织与第三方代理订立的合同中必须包含的条款内容。2021年实施版ISPPPI列举的条款内容未变,但经修改后变为合同“可以酌情”包含这些条款内容(that can include,asap propriate)。换言之,2021年实施版ISPPPI第9.3条释义提高了反兴奋剂组织与第三方代理订立合同时的灵活性。2021年实施版ISPPPI第9.6条将敏感个人信息处理的定期评估的具体周期要求删除,并增设释义,强调反兴奋剂组织应当灵活采取适当的频率进行评估。

10条明确了在反兴奋剂组织必须使用ISPPPI的附件A作为确定保留期限的首要参考的同时,该条规定的一般保留标准仍适用于附件当中未作特别规定的记录或情况的保留。

11.1条增加了“法定例外情形”“与反兴奋剂体系的完整性相冲突”以及“与反兴奋剂组织确立法律主张的能力相冲突”作为信息主体实现获取权的限制。同时,该释义也进行了增补,明确个人依照适用的隐私和数据保护法可享有额外权利,如个人请求行使权利,应当主要由当时与个人具有首要关系的反兴奋剂组织负责接收和答复,WADA予以配合。

综合来看,2021年实施版ISPPPI的修订可归纳为3个方面:其一,提高其作为一份WADC缔约方强制遵守的文件的规范性和可读性,并与新版WADC保持一致;其二,反映反兴奋剂实践需求,提高反兴奋剂组织遵守部分义务时的灵活性;其三,部分条款经修订后更为贴近GDPR的相关规定。相较于2018年实施版ISPPPI,2021年实施版ISPPPI整体而言更加完善,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缺陷,其中有部分在之前版本中就已存在,还有部分则是由此次修订所产生。

3  2021年实施版ISPPPI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2021年实施版ISPPPI在格式和表述方面进行了一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提高了标准的可读性,然而在格式和表述上仍存在问题。格式方面,第5条和第10条出现条款序号错误。表述方面,部分涉及“处理个人信息”的条款仍采取非术语表述(Handling),包括第二部分标题和第9.3条释义。从ISPPPI旨在为个人信息提供隐私保护以及个人信息释义所列举的个人信息类型来看,ISPPPI规定中涉及信息主体的“当事人”(Person)应全部限缩理解为自然人(Natural Person)。通过第3部分“定义和解释”下的第3.1条可知,ISPPPI所采取的“当事人”(Person)定义来源于WADC,指“自然人、组织或其他实体”,但该定义相较于ISPPPI下的实际范围更广;与此同时,ISPPPI却仅在有限的条款(第4.2条释义和第9.5条)中采取了自然人这一表述,未能在整个文件中实现统一。ISPPPI所保护的信息主体包括参赛者和其他当事人,然而一些两者明显应当同时出现的条款却遗漏了“其他当事人”这一类主体,如第4.5条、第5.4条、第6.1条释义、第7.1(f)条、第7.2条及释义、第7.3条释义以及第9.7条。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考虑参照GDPR的做法定义“信息主体”术语,在两类主体应当同时出现的条款中使用,从而避免遗漏。另外,ISPPPI将反兴奋剂组织应确保工作人员遵守保密义务的义务单列为第9条下的第7款,同时却将反兴奋剂组织确保工作人员合规获取个人信息并遵守保密义务的义务置于第9.1条(关于采取安全保障措施的要求)的释义下,这一做法也是不妥的,应当将对同一类主体的要求置于相近的条款。考虑到2021年实施版ISPPPI的“处理”经修订后增加了“获取”这一类方式,因此第9.7条和第9.1条释义的内容实际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第9.1条释义更适于作为第9.7条的释义。第10.1条规定“反兴奋剂组织应根据以下原则保留附件A中没有规定保留期限的个人信息”,然而其后的条款中,仅第10.2条和第10.5条可认为是与保留“没有规定保留期限的个人信息”直接相关,第10.3条和第10.4条实际上是适用于所有个人信息的保留的规定(即无论附件A是否规定保留期限),因此第10条内部的顺序安排是不合理的,应当予以调整。

除此之外,2021实施版ISPPPI在实质内容方面也存在一定缺陷,其中最突出的是第三方代理的“隐身”问题。ISPPPI一方面指出该标准同时适用于反兴奋剂组织及其第三方代理,另一方面却未对第三方代理这一类义务主体设定义务。诚然,考虑到第三方代理的类型以及ISPPPI作为行业规范区别于法律的本质,ISPPPI难以直接约束第三方代理,因而未在条款正文中为其设定义务,而是采取要求反兴奋剂组织予以合同控制这一间接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从ISPPPI现有条款来看,这一做法存在亟待解决的缺陷。ISPPPI第9.3条释义经修改后,将原本强制要求包含的第三方代理合同内容,改为酌情包含,从而提高了反兴奋剂组织订立合同时的灵活性,但由于ISPPPI缺少关于第三方代理义务的条款,此举进一步降低了信息主体对于第三方代理负有的保护义务的确定性。此外,第11.5条关于投诉程序的规定也仅考量了反兴奋剂组织未能遵守ISPPPI的情况,而未考量第三方代理代表反兴奋剂组织处理个人信息时发生违规的情况。综合来看,在第三方代理违反信息保护义务时,信息主体既难以依据具有确定性的义务内容判断违规的发生及程度,亦无法依据ISPPPI寻求救济,由此可能免除反兴奋剂组织对于第三方代理违规应当承担的责任。为解决上述缺陷,可能的做法是:修改与个人信息处理要求直接相关的条款,删去“反兴奋剂组织”这一主语,改以“个人信息”或“个人信息处理”作为主语,并沿用2018年实施版ISPPPI第9.3条释义做法,即在允许在第三方代理合同中设定其他条款的同时,规定必须包含的条款内容(如上述与个人信息处理要求直接相关的ISPPPI条款),从而为信息主体判断第三方代理的违规提供参考。并且应在第11.5条中规定,对第三方代理违规行为的投诉由反兴奋剂组织受理和解决。

除第三方代理义务的缺陷外,ISPPPI在实质内容方面还存在其他缺陷。ISPPPI通过第11.1条释义强调,参赛者或其他个人依照适用的隐私和数据保护法可能享有其他权利,对于此类请求,接收和答复的主要责任由当时与个人具有首要关系的反兴奋剂组织承担。然而,依照第7.1条规定,ISPPPI仅要求反兴奋剂组织告知信息主体其依照ISPPPI享有的权利,而未提及额外权利,这对于信息主体的权利保护是不够充分的。另外,依照第11.4条参照的GDPR第19条规定,控制者对于个人信息状态变化的通知义务应包含其披露信息的所有接收者,ISPPPI第11.4条却仅提及“其他反兴奋剂组织”,而未考虑同样可能作为信息接收者的“第三方代理”和“第三方”。

4  结语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曾指出,体育赛事有助于增进对人权原则的认识和理解。换言之,体育赛事的全球化推动了人权事业的全球化。与之相类似,体育领域对于反兴奋剂语境下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关切,对于推动世界范围内的个人信息保护的发展同样具有积极意义。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收集的数据,截至2019年3月,107个国家通过立法为个人数据和隐私提供保护,仅占全世界国家总数的58%;除12%的国家缺少相关数据外,仍有21%的国家尚未就此进行立法,10%的国家的有关立法尚在草案阶段。这一数据意味着不同国家的参赛者依据国内法所享有的个人信息保护水平存在客观差距,而WADA参照包括目前公认的最为先进的GDPR在内的数据保护文件所制定的ISPPPI,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这一差距,也能够为数据保护水平较弱国家起到示范和启示作用。因此,ISPPPI极具积极意义。但在此同时,应当对其存在的缺陷和问题进行修正和完善,以在提高这一标准的确定性和权威性的同时,为信息主体提供更为合理的保护。


——摘自:李睿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最新《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国际标准》变化及其缺陷解读——《体育科研》,2020.02

 

Baidu
sogou